农村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真相

五年前从各家各户收起的老种子,因为产量的不稳定,最终无法留在大部分田里。那么,王金庄气候适应的故事,究竟是在地生长的智慧,还是被知识权力塑造,符合“碳中和”“碳减排”等主流宣传话语的统一口径?这两套话语之间的距离是如何产生的?又会对社区有何种影响?历史沉淀下的梯田农业文化遗产,能否解决今天农民与农村的难题?

摘要

在王金庄村访谈,有两套流行的叙事。一方面,王金庄旱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被视为是具有气候韧性的。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的政策背景下,发挥旱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整合经济、生态、旅游和科研的功能,既是村庄可能的发展出路,也是部分实践者自我实现的人生出路;但另一方面,在普通村民口中,种地苦、生计难仍是常态,“靠天吃饭”的气候脆弱性显着。


五年前从各家各户收起的老种子,因为产量的不稳定,最终无法留在大部分田里。那么,王金庄气候适应的故事,究竟是在地生长的智慧,还是被知识权力塑造,符合“碳中和”“碳减排”等主流宣传话语的统一口径?这两套话语之间的距离是如何产生的?又会对社区有何种影响?历史沉淀下的梯田农业文化遗产,能否解决今天农民与农村的难题?


正文


从国道进入太行山东麓深处,梯田的轮廓逐渐映入眼帘。层层垒起的石头、黏合其中的泥土、以及沟间和堰边的各种作物,拼贴出王金庄的旱作梯田景观。


2019年冬至,王金庄五街(王金庄是由五个村合并的,五街村是其中之一)举办了农民种子网络第七届年会,非常热闹。刚在家门口卖完野生韭菜和花椒的村民陈雪梅,想去听一听开会到底说了什么。


农民种子网络是一家致力于全国农民就地种子保护的公益机构,奉行“参与式选育种”[见注解]的工作理念和方法,这与王金庄“地种百样”的种植习惯不谋而合。2017年10月,王金庄成立了在地自组织——旱作梯田保护和利用协会(以下简称“梯田协会”)。2019年11月,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乐施会”)和农民种子网络的支持下,梯田协会建立了王金庄农民种子银行(以下简称“种子银行”),由五街村支书张海涛和三街村主任孙建国担任协会主要负责人,开展梯田传统作物品种的保护行动。


注:“参与式选育种”不同于由科研机构和种子公司主导的单一化商业育种,而强调在农作物的育种和选种过程中农民也需要参与其中,尊重农民对农作物种植的多层次需求和多元的评价标准,尊重在地环境、文化和当地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与技术[3]


在这次年会上,陈雪梅被保育老种子的理念打动,跃跃欲试,想要参与。几天后,她通过几经周折地申请,加入了梯田协会,后来还被选举为协会副秘书长。


2021年,陈雪梅在串门时发现了一户老人家的窗台上有一个本土品种小白豆,她借用了几颗,并坚持要付费,因为她认为“每一粒种子都是有价值的”。当年四月,她把种子装到不同的实验盒里试种,可惜都没有成功。到了五月二十号,她还是不舍得放弃,就把它们种在了家门口的小梯田上,这次终于长出了三颗。陈雪梅每天小心地照看和浇水,结果没几天种子就被麻雀叼走了。第三次,陈雪梅在农业技术的培训交流会上学了一些种植和防鸟技巧,成功复种了40多颗,这次她终于能够确定小白豆就是食籽形的菜豆,修正了农业局专家的记录。


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复育老种子显然是一项高投入低回报的劳动,即便成功,村民本身也并不会直接获得补贴或奖励。陈雪梅加入梯田协会这四年来,村庄劳动力人口不断外流,但陈雪梅还在坚持种地,并且要培育老品种,去年光是豆子就种了19种。小白豆的三轮试种,陈雪梅感慨道,“比照顾家里孩子都用心”。“每一个老品种,你保护着它,其实也在等于延续着一种生命”。她对于生命和自然的照护角色发生了重合。


这种几乎无偿的投入也有其他人在尝试,一方面源于对村庄的情感,一方面也作为自我实现的机遇。刘志强是村快递站的老板,做地方特产的电商生意。2014年在重伤后回到王金庄,他一直感激村民为他捐款治疗,在为生计自谋出路的同时,也想为村庄发展开辟出新的办法,比如复垦梯田、组织毛驴体检、跟农业专家学习、收集老品种……


“我坚定地相信这些东西确实可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我们村庄的走向”,他重新审视着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经验,有着视若珍宝的激动。


刘志强认同“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为了给自己创业卖的小米想宣传噱头,刘志强接触到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也结识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李明远。2015年开始,李明远多次来王金庄调研,并参与了王金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筹备过程。梯田协会正是在申遗的契机下成立的,因为在李明远看来,“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应该是农民”[1]。


申遗成功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让王金庄有了重新认识自身价值的机会。梯田系统不应仅被定义为耕地,因为耕地的单一评价标准是高产量。而王金庄村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亩产与机械化地区相比毫无优势。把梯田定位为一个整合了多项社会与经济功能的系统,资源才得到了被重新开发的机会和投入。刘志强总结了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四种功能,包括品牌效应的经济价值、观赏旅游的美学价值、种子多样性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


在理想状态下,梯田系统能通过实行不同作物的套种、不同生产期作物的间作、以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混种[2]等多样化多层次的种植体系,可以增强农业韧性、应对极端天气,发挥生态价值。王金庄的传统谚语“地种百样、地种百时不靠天”,意思是即使劣势作物因受灾而减产甚至绝产,仍有优势作物能够存活。这种对冲风险的思路能让耕地面积少、土壤贫瘠的王金庄不至于颗粒无收,能躲过灾年和饥饿。


刘志强觉得,王金庄人原本就从小掌握者这些传承自本土智慧的种植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知识框架,能把村民过往朴素的、零散的经验进行整理,可以帮助村民更好地认知、认可和认同自身作为农民的价值。


科学知识是为本土服务的,而根植于本土脆弱生态环境的生存策略占据主位。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知识话语能够良好地适应在地社群的日常经验。


在极端天气常态化的当下,主流政策正积极鼓励各方应对气候变化。于是,梯田协会的传播工作如今把农业文化遗产视为贯通政府宏观的气候政策和地方经验的桥梁。


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王金庄的出路,实际上是相信农耕文化在今天仍有能量,且这种能量必须来自集体性的认同。换句话说,只有每个村民都认识到家乡的独特价值,才会更自发地参与村庄的发展建设。


梯田协会作为王金庄开发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机构,究竟在村民的生活中可以发挥何种功能?


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建华给出的答案是“信心”,让村民重新看到村庄的希望,这与李明远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名号可以带给村民“精神自信”[1]的理解非常相似。


当我们被陈雪梅的故事打动的时候,我们还想知道,村里的其他人有意愿和动力保育老种子吗?对农耕记忆的认同及由此生发的主动性,能否影响和带动更多村民?


赵文峰在王金庄一街租了个30平米的小铺面开超市,丈夫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由自己照顾。2019年,梯田协会发起了传统农家种的梳理建档工作,从各家各户收集老种子。赵文峰的孩子在村小上学,班里布置的作业就是找家里大人要一些老种子。


自从开始经营超市,赵文峰家里只剩下老人还在种地,七年前也卖掉了耕地的毛驴,种植用的主要是商业种,因为这些种子的产量比种老种子的更高。每年秋收后,虽然农民家里还保存着留种的习惯,但如果不进行有意识地选种,在培育时和收获后没有挑出那些不易倒伏的、粒大饱满的,那么种子的质量会退化得很快,下一年的出苗率会下降,第三年就基本无法使用了。赵文峰每年都会去买一批新的商业种子。梯田协会收集老种子的那段时间,赵文峰家里其实早已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代际传承20年以上的农家种,最后只好让孩子把去年留的商业种子带去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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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种子银行的传统品种登记表,其中标注了品种特性的优缺点


经走访发现,种植商业种是目前王金庄农户的普遍选择。


以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为例,王金庄有7种老品种,其中性状最稳定的两种“白马牙”和“金皇后”的产量是400斤/亩,而商业种子的亩产可到达480-550斤。村里年纪大的人更习惯老品种的口感,觉得更好吃,年轻人却表示“吃不出来新旧种子种出来的作物在口味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很少人为了口味牺牲产量去种植老品种。


2023年,为鼓励村民在自家田里活态种植老品种,在乐施会的支持下,种子银行给目前村里还在养驴的182个农户发放老种子,最终在领取记录册上共有153人签名,每人领取的数量约为豆类一斤/谷子半斤/玉米二斤,种类自选,秋收后按1.5倍归还种子。


我们随机询问了一个在路边正牵驴回家的村民求证,这位张奶奶用一只手比划自己领到了“一小把”谷子。正常情况下,半斤谷子只能种三分地,而今年天气干旱,庄稼长势不好,她担心最后会“收不上来”。


近五年来,王金庄夏季干旱和冬季低温频发。由于没有引入自来水灌溉系统,“逢雨便种”的耕作习惯决定了王金庄的种植活动高度依赖降水。农民往往在雨下到能浸透四指深的土壤时播种。2019年的旱灾就曾导致作物减产30%。今年农历二月,农户迟迟没等来春雨,一直到6月18号开始下雨、29号才开始真正播种。


在过去,如果雨季推迟,村民为了应对干旱,就种植一些生长周期短的作物,但这些多为萝卜、白菜等蔬菜。在主食方面,无论品种新或老,玉米、谷子的生长周期都较长,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较弱。丰收年份,玉米往往留出100多斤自己吃,2-3斤作为来年的种子,其余以0.9-1.2元/斤的价格出售。但在干旱情况下,玉米亩产会减至200斤左右,一年的收成只够给家里几口人分吃。同时,村里人现在的饮食习惯以吃大米和白面为主,需要从村外购买。


去年12月,冬雪频繁。常常是上一场雪还没消融,新一场雪又盖在了冰面上,加之今年没有春雨化冻,花椒树被冻死了很多。


我们到王金庄的时候恰逢立秋,正是采摘花椒的时节,往年收花椒需要一个多月,今年只能收5-10天。


作为王金庄的主要经济作物,湿花椒的价格为3.5-5元/斤,干花椒为14-20元/斤,近年还有下降的趋势。王金庄人均一亩地,一户的种植年收入约2000元,而以赵文峰为例,其超市月收入就有千元左右,计算下来,种地的经济回报不及在超市打工的1/5。


回到最开始的追问,我们发现,传统农家种的种植和保育行动集中于梯田协会在倒峧沟开垦的试验田,而在普通农户的田地里并不常见。经过提纯技术培育加有机种植的传统品种,会被协会代表带到北京的有机农夫市集出售。村民很少参与选育种培训,加上像陈雪梅一样去复种老品种要耗费较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因此,其他村民并没有去尝试的动力。而种子银行借给一百多位养驴户的半斤种子,发放目的只是为了小范围地探索活态种植的可能,也难以为更大的生计韧性提供帮助。笔者认为,王金庄旱作梯田“地种百样”的特色在当下的价值或许只能体现在科研领域。


得益于适应自然条件的节水方式和多样化种植习惯,在上世纪的饥荒年代里,王金庄没有一个王金庄人外出要饭。梯田协会副会长张海涛在讲述过程中反复提到,人在王金庄“吃不饱但也饿不死”。或许在他看来,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的状态是村子的骄傲,是艰苦奋斗的勋章。访谈过程中经常能听到村民们把“苦”挂在嘴边。这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地种百时”成为了本地社群集体记忆,可被视为一种有利于凝聚身份认同的文化资本。


“地种百样”和“地种百时”的农耕智慧在王金庄存续了几代人的时间,但已经无力改善百姓眼下的生活质量。村民仍然要面对“靠天吃饭”的气候脆弱性,对极端天气事件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能力薄弱。


因此,在村民视角里,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框架下梯田系统的生态价值,都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干预特征,难以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生计困难,包括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以维持日常开支、支付新农合保险等。截至目前,王金庄户籍人口4612人,常驻人口约2000人,其中务农人数占1/2,梯田弃耕率达1/3-1/2,耕种者主要年龄为60-80岁。


李明远觉得,“并不是说(农民)必须得富裕了之后再去改变(文化)意识”,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是真,老百姓想改善生活的紧迫性也是真”[1]。


王金庄的两种叙事,是处于同一节奏、不同尺度上的两种事实。


如果想把对于农耕文化的集体性认同放置在发展的轴线上,这个转化过程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农民种子网络的项目官员田秘林认为,种子原本就是一个公共属性的东西,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开放给所有村民。但我们调研发现,目前王金庄种子银行与村民的互动性还不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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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梯田协会活动室,墙上挂着儿童画《太阳太阳 光芒万丈》


在梯田协会活动室的墙角,堆放着一些落灰的展板,取出来可以看见上面列出了协会秘书长的十条职责,包括日常管理、会议交流、联系上级业务单位等,但并没有发现面向村民的服务和支持工作。


在王金庄,关于保育老种子的必要性,乃至关于留在农村耕种还是否有意义,两套话语对此给出的答案是有裂痕的。而且,南辕北辙的观点之间,并没有形成对话机制。


从当前情况来看,梯田协会对建立对话机制的能力和条件有限,无法使农业文化认同在村民间有更大范围的扩散和辐射。相反,协会对于自身机构的定位侧重对外进行传播与交流,包括向来参访的有关部门管理者、专家、高校和公益机构等组织的学习者介绍王金庄的文化遗产以及气候适应经验。根据张海涛的介绍,协会秘书长的选任标准为口才和形象,社区号召力、影响力和组织能力等对内赋能的能力并没有被纳入选人标准。其次,协会会员资格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社会关系网络是参考要素之一,陈雪梅第一次申请加入协会时曾被拒绝,后在舅舅王永亮的推荐下才能够进入协会。而对于更多村民来说,则是既不了解梯田协会的工作内容,也没有进入协会的交往渠道。


此外,梯田协会每年不定期接待农业技术和农耕文化的研究团队,尽管频率不高,但一些公开的宣讲活动也会邀请60岁以下的村民参与。王金庄现在还有耕种习惯的人群以老年人为主。于是,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人不种地、种地的人却没有接受培训。


以“保育农业文化遗产,应对气候变化”来振兴乡村的这套话语体系只在一个较为封闭的、以村中原本就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人脉资源的村民为主的圈子里流行,知识难以触达圈外的村民。这样的现象与种子银行所重视的公共性、农业文化遗产的在地化保护等初衷背道而驰。


“参与式选育种”的价值不仅在于维持传统农家种的延续,更强调通过种子带动社区讨论,恢复农民对于种子的掌握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3]。当年从王金庄各家各户收起的老种子,最终无法耕种在大部分田里,而在与农民生活世界区隔开的场域,仅用来丰富做研究的基因库。


一旦忽视在地社群的真实需要,村民无法真正地参与和发声,无论是以“气候适应”还是“乡村振兴”之名的行动都有可能迎来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普通村民不理解开发农业文化遗产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真切的价值,因此难以认同协会及其支持方所倡导理念,并分享发展成果。


两种叙事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


不过,无论站在哪一套逻辑里,王金庄的未来出路都不可预定。


对于乡村振兴,我们不一定要许诺存在一套必然可行的发展方式[4],答案或许就藏匿在尝试之中。“要想知道在村庄的出路上究竟有哪些问题阻碍我们,就得一个个困难去分析,一条条原因去寻找,然后具体地、对应地、一次次去解决。”刘志强如是说。


注:文中数据均来源于访谈,并参考了张焓之、赵丽娜、潘诗瑶的田野笔记,部分人员使用化名


参考:


[1]梯田与社会学家.张凤云;陈艺娇.农民日报.2024-04-22.https://mp.weixin.qq.com/s/zbOV3Rv_EewZatQ5ewoImw


[2]“地种百样不靠天”:中国山地农民如何韧性应对气候变化?齐苗苗.食通社Foodthink.2023-09-13.https://mp.weixin.qq.com/s/ki02tmwl-VxQoeR9y4DYvw


[3]从农民到育种专家,可能只差一个参与式育种.黄奕.食物天地人.2021-10-08.https://mp.weixin.qq.com/s/NojPMqMKwQJ4I4ELH6a-FA


[4]从一颗柑桔开始问起.乡问编辑部.乡问Wondering.2023-08-01.https://mp.weixin.qq.com/s/NpcuZ4sjNgZAf7y3efeEug


支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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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提供部分项目支持,文章观点不必然代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观点。

  • 发表于 2025-02-28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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