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发表《2025年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报告：赋能城市，开创气候健康联动新格局》。报告由位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的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牵头、联合多家机构撰写，首次将研究尺度从省级细化到城市级别，通过追踪5大领域33项关键指标，旨在揭示城市既是气候危机的“放大器”，也是威胁健康的“重灾区”，但更应成为创新解决方案的“孵化器”与绿色投资增长的“新前沿”。识别图中二维码查阅原文。

执行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确认，2024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同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和强降水事件，全国平均气温达10.9°C，较历史平均水平（1991-2020年）高出1.01°C；年降水量为697.7mm，较平均水平高出9.0%。2025年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也是各国提交新版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关键节点。因此，加速全球气候行动势在必行，城市在其中应发挥引领作用——全球58%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地区，其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70%。

本报告是第六份“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年度报告，由位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的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Lancet Countdown Asia Centre）牵头，联合来自26家机构的80位专家共同参与撰写，追踪了五大领域的33项指标。今年报告在方法学上做出重要更新：采用了中国气象局的CRA40再分析数据集替代ERA5数据，以提高准确性；将17项指标从省级扩展到市级[1]，为地方精准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引入了三项新指标——睡眠损失（1.1.4）、复合型热浪（1.1.5）和绿地不平等指数（2.2.3），以及两个城市层面的研究专栏（专栏2和专栏3）。与往年一致，所有指标均尽可能采用最新数据，并在方法学上进行了优化。

13项指标中有8项创历史新高，气候相关健康风险亮起红灯

2024年，中国气候相关健康风险持续加剧，在追踪的13项风险指标中（部分指标追踪多种风险，如1.2.2追踪干旱和极端降雨），有8项创下历史新高，包括热相关潜在劳动生产力损失（1.1.2）、体育活动减少（1.1.3）、睡眠损失（1.1.4），以及与干旱、极端降雨（1.2.2）和气候敏感传染病（1.3）相关的健康威胁。

热浪相关死亡人数达到2.01万人，为历史（1986–2005年）平均水平的1.7倍，其相较于2023年有所下降，与高温区域向人口较少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转移有关（1.1.1）。日夜复合型热浪已被证明比单纯日间或夜间热浪更具致命性，其暴露水平达到每个城市平均6.35次事件，比历史水平增加了197.9%，约为2023年的两倍（1.1.5）。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仅限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上升。中国各地极端高温暴露超过户外活动安全阈值的时长平均每天达2.52小时，较历史水平（1986-2005年）增加了85%（1.1.3）。夜间温度升高导致严重的睡眠中断，人均总睡眠损失达1383分钟，比基线（1986-2005年平均水平）增加了14.9%（1.1.4）。

此外，尽管2024年野火暴露水平较2023年有所下降，但仍比2001–2005年的基线高出61.8%，且有26个省份呈现上升趋势（1.2.1）。极端降雨和干旱也加剧了健康风险：过去十年间，感染性腹泻的超额风险增加了3.0%，尤其是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干旱相关的风险上升了1.9%，西部地区增幅最大（1.2.2）。

气候变化对中国造成的健康相关经济影响十分严峻。2024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因热浪相关死亡导致的经济损失达4270万美元（4.1.1）。高温导致的潜在劳动生产力损失造成282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7%，较2023年增加23%（4.1.2）。此外，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急剧攀升，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压力（4.1.4）。

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仍需加大力度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健康风险

尽管减缓行动刻不容缓，但中国2024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仍增加了0.5%，凸显了在实现双碳目标、支持全球1.5°C温控目标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3.1）。为避免因持续扩张煤电而陷入高碳锁定，亟需果断转变投资方向并推进结构性改革。

能源转型呈现出进展与挑战并存的局面。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降至64.9%（3.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实现强劲增长，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分别增长28.7%和5.5%（4.2.1）。然而，严重干旱导致水电发电量下降，暴露出能源部门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4.1.4）。投资情况反映出这一复杂性：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11%，达1173亿美元，而燃煤发电投资却激增52.4%（4.2.1）。能源转型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可再生能源就业人数增长34%，达到739万人，而化石燃料就业人数小幅下降至313.5万人（4.2.2）。积极的经济激励措施不断强化，2023年化石燃料补贴下降了40%，全国碳价上涨43.4%（4.2.3）。这些措施通过降低PM2.5浓度减少了过早死亡，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效益（3.3），但也伴随经济风险，预计到2030年，搁浅煤炭资产规模将达到85.7亿美元（4.2.5）。

过去一年，中国的气候适应能力有所提高，地区差异开始缩小。2023年，国家健康应急响应得分上升至78.81分（2.2.1），气象与卫生部门跨领域协作不断深化，进一步提升了健康风险早期预警服务水平（2.4）。继2024年9月发布首个《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2024—2030年）》（HNAP）后，制定地方健康适应计划的省份数量从5个激增至19个（2.1）。具体适应措施已初见成效：空调的使用避免了约5.1万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2.2.2），城市绿化措施避免了约7.6万例死亡（2.2.3）。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但绿地获取的不平等和整体适应能力仍然是一个关键挑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

城市：既是挑战，也是解决方案

城市既是气候风险的放大器，也是气候行动的枢纽，亟需有针对性的城市战略以解决健康脆弱性问题。今年报告通过17项城市层面的指标探讨了这一关联，为理解城市面临的气候-健康挑战与应对提供了精细化视角（专栏1）。

城市层面分析揭示了常被省级数据掩盖的关键风险热点。例如，云南省与干旱相关的腹泻超额风险在其北部城市增加，而在南部城市下降（1.2.2）；湖南省的野火暴露在北部上升，而在南部下降（1.2.1）。在375个城市中，有107个城市的野火暴露增幅显著高于其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1.2.1），凸显了制定城市特异性适应规划的必要性。

许多气候相关健康风险在城市层面高度集中，引发了对公平性的关切。热浪相关死亡呈现地域集中性，前五个城市的死亡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4.7%（1.1.1）。同样，在野火暴露方面，排名前20%的城市集中了总暴露人口的60%（1.2.1）。经济成本也呈现集中特点，有39个城市——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因热浪死亡造成的直接成本增幅超过100%（4.1.1）；长沙、武汉和宜昌的负担最重。与此同时，如果对比各城市热相关潜在劳动生产力损失带来的GDP相对损失，钦州、北海和湛江等南方欠发达城市则受损较高，超过其本地GDP的4.9%（4.1.1）。

沿海城市是另一类重点区域。热浪死亡（1.1.1）、户外活动时间损失（1.1.3）、夜间高温导致的睡眠损失（1.1.4）以及复合型热浪（1.1.5）的风险往往集中在沿海省份的沿海城市。2004年至2023年间，204个城市的登革热传播适宜性上升，其中潜力最高的是玉林和三亚等南方沿海城市（1.3）。对预计相对海平面上升幅度最高的台州市，预测数据显示，到2100年可能有62%-77%的人口受到影响（1.4）。

为应对挑战，中国各城市正在推进本地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2024年，重庆、天津和上海等城市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取得显著成绩（4.2.1），并在碳定价方面实现了显著增长（4.2.3）。然而，挑战依然存在。例如鄂尔多斯、毕节和许昌等城市在1.5°C路径下面临着较高的煤电资产搁浅风险（4.2.5）。此外，各城市的排放模式各不相同，北京等服务驱动型城市消费端排放占比更高，而唐山等工业中心则是生产端排放的主要来源（4.2.4）。在适应方面，城市绿地可达性有所改善，68%的城市绿化程度提升。这有助于缩小城市内部的公平差距，反映在全国绿地暴露不平等指数从0.635（2021年）下降到0.608（2024年）（2.2.3）。

推进城市层面的气候与健康行动既是当务之急，也具有经济合理性。分析表明许多城市气候行动可以产生巨大的健康协同效益（专栏2），但研究热点与亟需关注的风险之间仍存在持续错配（专栏3）。这种错配限制了当前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为确保气候行动更具针对性和影响力，必须加强城市层面的证据基础，使研究与地方脆弱性相匹配，并为城市提供量身定制的、基于证据的战略，以加速公正的气候转型。

全面推进，激发城市力量

增强城市气候韧性对于保护公众健康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以下建议重点阐述了在城市层面加速推进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关键优先事项。

（1）优先采取基于证据的、因地制宜的城市行动。各城市在气候-健康风险、治理能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差异显著。省级平均数据掩盖了关键的地方差异。建议强制要求建立城市级气候-健康风险档案，并辅以按风险模式和能力划分的城市分类框架，从而为制定因地制宜、公平、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扩大研究范围并规范成本效益分析（CBA）。建议所有重大城市气候行动均采用标准化的CBA框架，该框架应包含适用于中国的评价方法，量化健康协同效益，并兼顾公平问题。建议优先研究开发能够在深度不确定性下评估各类权衡关系的“CBA+”模型，并在代表不同气候-健康类型的城市开展试点应用。制定全国性的城市聚类模板（按灾害暴露、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对城市进行分组）将能促进高效的城市间学习，使不同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市都能在国家政策框架中找到对应位置，确保普惠性政策红利能够精准覆盖所有城市类型，特别是那些在传统政策体系中容易被忽视的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城市。

（3）规避化石燃料锁定与转型风险。实施逐渐暂停新建燃煤电厂的政策，以避免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资产搁浅。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将资金重新配置至面向煤炭依赖地区的“公正转型基金”。为低效煤电机组制定退役时间表，通过强化碳市场加速市场驱动的关停，同时配套建立工人再培训和经济多元化的支撑体系。

（4）建设以人为本的综合早期预警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联合国的“全民预警”框架，可以带来九倍的投资回报。这些预警系统需要整合气象与公共卫生数据，并建立清晰的“最后一公里”预警信息传递机制，确保能够精准触达弱势人群。相关研究建议着力探究公众应对预警的行为动因，从而提升风险沟通的效力，最终转化为切实有效的生命保护行动。

（5）促进城市间合作与区域协调。创建区域平台，以共享资源、共建联合基础设施、交流专业知识。能源密集型城市可与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合作，气候脆弱地区可向适应行动领先者学习。在关键经济区建立“气候行动联盟”，并依托共同投资基金，以应对地方保护主义，实现协同脱碳。可借鉴C40城市网络或欧盟城市使命等模式，建立知识共享网络，以加速技术传播和政策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END

[1] 需说明的是，本年度报告重点聚焦于城市层面的研究，其中具体指标部分所指的“城市”均为地级行政区单位，用于展示地方层面的差异；而在专栏和背景分析中，部分关于“城市”的讨论则侧重于人口聚集区在气候变化影响与应对中的角色，其内涵不同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

*中文翻译由作者团队提供，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