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雅各布斯早就预言,勿忘人性化的建筑尺度,以及保留或发展社区的重要性。作为城乡聚落的最小单位,社区凝聚着社会细枝末节的变迁;作为生活共同体,社区更凝聚着“人心”。
而社区营造不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方法论,正作为一种力量,在激发城乡活力、实现美好生活、连接不同人群等方面不断释放潜能,成为政府和商业人士、城市规划师、社会工作者、普通居民等多方关注的话题。
显然,如何通过设计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如何通过一个空间为社区营造提供施展的场地,也成为建筑师日渐重视的议题。相比于只是基于空间实体进行新建或者翻新,不少建筑师设计时也试图通过“社区营造”的方式实现人与人的最终互动和情感连接。
什么是社区营造?谁在营造社区?我们需要怎样的理想社区?在创建和更新社区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设计力?这正是我们关注的命题。
营造社区,社区营造
激活城市活力的不二法门
“社区”一词源自英文Community,这一概念最初也始自西方。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年)很早就这样定义“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的人群组合,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城市建设造成了大量的城市病,造成城市发展无序,地方自主性减弱、邻里与街区间缺乏互动,邻里之间关系淡漠……作为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英国最先直面了城市弊病,政府政策和治理方式逐渐从对建筑物的关注,转向对社区间人的关注。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将眼光聚焦到社区,开始了持久的实践。
斐迪南·滕尼斯的研究著作。几经发展,社区的定义虽然变得纷繁复杂,但大致脱离不开以下特点:聚集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混合了多种社会关系,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等等。
而“社区营造”,就是建立在“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通常学者认为: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社区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这个过程即称为“社区营造”。
有研究认为,社区营造的实践可以追溯至19世纪欧美国家“睦邻组织运动”。该运动通过联动律师、艺术家、教师、商人、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1884年英国成立的汤恩比馆Toynbee Hall和1886年美国的“睦邻公所”The Neighborhood Guild、1889年的赫尔馆Hull House,具有慈善组织性质,其具有开创性的实践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着后世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运动的深入和演进,以及制度的进步和更新,社区营造逐渐有了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它所牵涉的范围小到垃圾分类,大到建筑设计、街区规划,更关涉城市居民的平等权益,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和谐美丽,成为激活城市活力、释放城市能量的不二法门。
在日本,社区营造(まちづくり)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乃至学术领域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最初由台湾学者翻译过来。图为隈研吾设计的汤原社区图书馆。图片源自:kkaa.co.jp
虽然社区的概念源自西方,但“社区营造”这一理念和实践在日本进行更为突出,以至于现在提起“社区营造”,更多地人会想起日本。
从日本、美国,再到新加坡等国家,社区营造在全球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近来成都社区营造的活跃指数也极速上升。
成都:进行时!社区中的“蓉”设计
成都早已在社区这个领域开始了自己的实践,甚至走在许多城市的前列。
不仅发布全国首个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在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中,从政策法规到空间打造,从数量到质量,成都无疑都走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从养老社区,到最美社区,上百个社区空间正在生根发芽。成都不仅善于利用本有的文化和历史资源,也善于去联动建筑师一起共创共建。
一介·巷子里:成都社区里的元气少年
在海内外打出名气的“一介·巷子里”就是第一个的经典案例。
总共150平米的空间以木材为主,一介·巷子里采用大面积玻璃设计门窗,引入足够的光线。同时考虑到部分残障人士无法进行轻便的户外活动,所以玻璃门窗的设计也很注重室内空间与室外街巷的相连接。整个空间的四周视野开阔,能够看到沿街的风景,加上持续进行的艺术展览,为玉林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方庭:成都小而美的社区图书馆
作为方所自营的第一家音乐主题的“社区图书馆”,方庭没有入驻商场,而低调地开进了成都北边的街区。方庭延续了方所高品质的的选书标准和空间体验感,更致力于打造以音乐与文学为核心的圈层、社群和垂直领域的主题型社区文化公共空间,辐射周围70万社区人群,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情感纽带。
彭州小石村:乡村里的美好社区
文旅策划机构、村民、志愿者等多方陆续加入,同时得益于近年来政府对乡村建设的投入,经过三年的共同努力,透过对村民日常的持续运营,对村内公共体系的再造,以及与专业人士的相互信任,小石村走出了一条坚实而持久的再生之路。摄影:直译建筑或者来自时地建筑
小石村,一个曾经因煤矿而兴盛,却也伴随着计划经济式微,而陷入人才凋敝和身份失语困境的典型中国式乡村,这里既没有特别突出的自然景观资源,同时在文化上也面临断层的尴尬。“破局”从一座公共社区建筑开始,时地建筑工作室设计的文化大院满足了村民日常生活的功能需求,激活了村子的内生动力。
得益于良好的氛围,成都还在持续涌现更多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团队,吸引更多关注社区的人一起共建社区。
从设计空间开始,点燃社区,也潜移默化地推进街区、城市、乡村的新生,探寻生活的新鲜剧本。
从社区营造
找回“消失的附近”
在成都之外,也有着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社区营造案例。中国国内的社区营造,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才开始逐渐蔚然成风。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成立,以及相关政府调研、学术报告开始针对我国社区营造实展开一系列研究。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罗家德就说,社区营造就是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是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帮助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达到社区自治理的目的。
东山少爷南广场社区公园改造。随着新冠疫情的冲击与挑战,让人们更看到城市及社区韧性的重要。学者们从社会学对话中引出“重塑附近”的概念,符合人们对发展及生活的反思,掀起了公众对城市生活及发展的反思与热议。与此同时商业世界日益增加了对社群的关注和培育;社区发展领域的营造让我们回归真实连接、回归以人为本。每个人都拥有加入“以小的社区构建大的社区,构建大的社会”,加入社区“参与、共治、共享” 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和责任。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随着政府的重视、社会的关注、资本的倾斜,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投身社区营造领域,企图用设计力,重新设计或者改造更新空间,复活在地文化,激活人际关系,改善民生,锻造持续的运营,为社区注入新鲜血液。
或许是一次新建筑的落成,或许是一次微型手术,或许是一次景观设计……从当红建筑师、新秀设计师,再到近几年崛起的建筑工作室,社区营造似乎正在建筑界释放能量。
阿那亚:用社区刷新地产乃至城市发展逻辑
提到社区,绕不过阿那亚。孤独图书馆、阿那亚艺术中心、海边教堂,这些建筑在阿那亚社区不仅仅是建筑本身,更是构建社群文化的重要地点。从现场音乐会、话剧、讲座到节日庆祝,通过建构高质量的公共空间的和公共生活内容,这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度假村,而是有着参与感和话语权的社群,让短暂的过客和长久的居民都能找到归属感。
有人这样评价:阿那亚社区是中国当下最成功的以“社区”为主题的地产项目,成功地通过社区营建华丽转身了一个烂尾楼盘,并成功地展示了好的当代设计如何能打造出社区品牌,开辟了一条富有高阶艺术审美和公共事件导向的房产发展道路。
云院:“上海地主”俞挺也把手伸进社区
那个集“傲气”与“毒舌”为一体的俞挺,也带着他的Wutopia,也以社区营造的方式,开启了他的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从上海北外滩长阳路社区的“最美微庭院-云院”到徐汇区枫林社区的“微笑”,俞挺用自己的微设计或让曾经脏乱臭的小区公共空间焕然一新,或为曾经平乏的社区增添活力。
木木美术馆:当红小生用艺术“唤醒”老社区
一经出炉,木木美术馆就成为艺术圈的热搜。这个由当红小生青山周平设计美术馆改造自北京著名隆福寺的职工食堂,将现代元素融入胡同历史街区,尝试了结合本地化和实验的翻新设计。
大鱼营造:“斜杠”团队开启“斜杠社区”计划
发生便利店。大鱼营造团队包括各个领域的设计师,如建筑、室内、服务设计、品牌设计、产品设计等等,还有社会学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媒体人,组成一个比较跨界的团队。图片源自大鱼营造公众号
大鱼营造成立于2018年,由一群“斜杠”设计师组成的社区发展组织,希望对社区规划、社区设计,还有社区营造等领域去相对更开放地参与社区的各种建设,呈现一种去中心化、但不很松散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说是一次空间改造,也可以是一次展览,也可以是一次出版……
他们曾将位于上海大学路的一个沿街的“物理空间”作为空间载体,去支持街区内生和与街区共益的行动,发起了“发生便利店”,以这个空间为基点,链接了50余组活动发起方,举办了 100多场活动,打造出了一条最有味的街区。
上海虹桥机场新村社区也是大鱼营造的一个案例。大鱼营造还发起了“社区参与式博物馆”,位于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机场新村小区内,是国内目前还很罕见的“社区参与式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航空文化主题社区参与式博物馆”。博物馆开馆之时,以“我们都是机场人”为题,大鱼营造策划了一场由居民贡献素材、一起协力完成的开幕展。将策展过程中参与的机场新村居民、博物馆设计师、施工师傅、策展人、艺术家们、共创者们、社区志愿者们和专业人士的照片,统统聚集在此,以照片墙和互动装置的方式呈现。图片源自大鱼营造公众号
粟上海社区美术馆·愚园:上海最鲜艳的社区
“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由刘海粟美术馆发起, 致力于将艺术植入上海的街巷里弄,通过空间改造、艺术创意、社区互动有机融合,激发建筑活力、提升社区品质、完善城市功能、构建美好生活。社区美术馆不是冰冷的艺术展示空间,而希望通过艺术和互动的方式呈现、述说、传递更有温度的社区历史、城市精神以及人文关怀。
从美国到日本,从西方到东方
社区营造持续“能量爆棚”
从美国到日本,从西方到东方,社区营造在城乡发展中爆发能量,因地制宜的规划和设计,形成了不同类型和思维模式的社区营造。建筑师不仅仅完成一次空间设计,更在意地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完成一次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文化,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
日本: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
日本的“社区营造”最初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战后改革和民主主义兴起的背景中,是从乡村燃烧到城市的一场持续运动。战败后的日本针对乡村的衰败、贫困和落后、人才外流等问题,开始了“造町运动”,采用从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动员当地居民参与其中,从而达到重振乡村的目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进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大规模、急速的城市化政策导致城市问题丛生,用于乡村营造的方法被运用到城市治理之中,主张在解决城市问题时,应该集聚居民的意识,体现地方公共团体和居民的主体性,逐渐形成一套具体的法律制度。
日本“造町运动”,让乡村焕然一新。
古川町社区营造是被反复提及的经典案例。1968年,日本岐阜县的古川町率先发起乡村改造运动,即“造町运动”。村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臭水沟,想方设法改善水质,让3000尾锦鲤锦鲤存活下来。
获得初步成功后,村民们又和地方政府一起,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以此为依托,规划和改造自己的家园。比如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三层,样式也必须符合当地传统;所有建筑必须采用木结构或当地传统的土木结构,即使是木结构,也尽可能采用榫卯连接而不使用铁钉。
和“造町运动”硬件建设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比如“一村一品”和“人间国宝”运动等。“一村一品”即开发和生产让当地村民引以为豪、具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产品或产业,即使达不到世界一流,至少也努力做到世界唯一。“人间国宝”,即发掘和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顶尖大师。
在柏叶新城专门面向儿童的社区商业综合体LaLaport,是日本城市社区营造与商业结合的代表。
它集合了社区托儿所、社区儿童活动中心、家庭聚会中心、儿童运动场及家庭农场等设施,可以解决家庭棘手的儿童教育、儿童课后活动等社会困扰的问题,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的体育运动场地。它内部空间和业态设置上非常用心,不仅设置了可与经营相结合的儿童游乐场所,还安排了能让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知识的体验场所。
通过社区儿童综合体将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聚集在一起,从而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居民间的互动交流,增加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日本的社区营造,从总体规划、资金使用到机构设置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社区居民为中心对社区居民进行公共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之中,日本形成了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它是一种双向管理模式,强调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民间管理组织之间的共同协作。居民都有较强的社区荣誉感和归属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政府不直接参与社区具体管理,实行间接性管理,赋予居民更多自主性。
中国台湾:
集人、文、地、产、景为一体
日本的社区营造也深深启发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大胆的创意、成功的实践经验,中国台湾地区也成为大陆地区社区营造多多取经的地方。
具体的营造实践,台湾社区营造也独具特色。在产业发展方面注重对社区文化、古迹、民俗的挖掘和开发;在社会福利方面注重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在社区治安方面实行“守望相助”,充分利用志工组织,发扬志愿精神;
在人文教育方面以“造人”为核心,重视社区居民的学习成长;在环境景观方面注重挖掘社区景观特色,发动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景观的改造之中;在环保生态方面,社区环保更主要的是跟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教育相关。从而形成集人、文、地、产、景等五位一体的社区营造模式。
台湾下福市民活动中心。追本溯源,宝岛的社区营造计划是上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为了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社区层面上致力于发展和凝聚社区居民和民间团体的共识,从而参与社区内部公共事务,以地方特色为着眼点发展地方产业与地方文化,从而走出一条集产业、文化和环境于一体的永续发展的社区发展道路。
桃米社区是中国台湾地区至今都被人反复提及和学习的案例。
桃米社区原叫“桃米里”,一度是个衰败破落的小村落。在遭遇地震后,开始了重建计划。当地村民发起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主导了营建工作,建立集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为一体的“桃米生态村”的发展目标,并制定了几个主要重建内容 :建立社区地震博物馆,重建桃米小学,建造兼具污水处理功能与动植物生活为一体的“生态池”。在政府及民间资金支持下,桃米社区将打造以绿色民宿作为切入点,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体验式旅游产业。
古风小白屋是台湾社区营造案例中新晋代表。
台湾古风小白屋,原本是台湾师范大学夜市附近云和里的一个小地铺单位。根据社区居民较多是公务员和教师的特点,建设一个小小的工具共享屋,通过“维修物件”,将社区里的人联系起来,使居民之间的互动增加,在分享的行动中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在参与的过程中增加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共享屋”不仅是一个交换的场地,还可以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成为一个聚集交流的场所。
通过共享孩子的玩具,可以吸引孩子前来玩耍,“共享屋”就能成为一个临时的游乐场所,在孩子玩耍的同时,陪伴孩子前来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也能聚集在一起,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起到促进居民之间互相交流、增强社区归属感的作用。
美国: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社区营造有自己的特殊性。二战后美国为了振兴城市经济,进行“大拆大建式”城市更新,即清除衰败地区,以好的建筑代替衰败的建筑,以商业建筑代替居住建筑达到刺激城市经济的目标,但因单一的物质更新又使城市产生诸多问题。
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社区开发计划,为了避免城市更新计划所有的缺陷,社区开发计划涉及了范围广泛的多目标活动,并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通过法律将公众参与纳入进来,尽可能满足低收入者诸多的合理要求;同时社区开发计划还注重社区结构与城市历史的保护与提高。
Bastion退伍军人社区是美国针对养老、居住模式等新型社区,是由58个独立单元组成的保障住房项目,为经历过9·11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服务。基于共同的生活经历,Bastion将他们集中起来,建立健康社区疗养模式,以便长期护理。这是一种独特的住房类型,开创了先河,旨在解决专业护理设施与普通住房之间的差距。
美国社区的高度自治使得美国社区治理基本上是政府规划、指导、资助,社区组织具体实施的运行方式进行。实行民主管理,政府间接干预社区的管理倡导文化共享;公民注重价值观的凝聚力,居民对迁移到的社区会有很强烈的社区环保意识、邻里互助意识和归属感;在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时,政府特别强调社区环保意识……
新加坡: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家,有着多种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所以,社区建设不仅要注重社区物质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治理中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国家行政管理方式实行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各部门职能分工明确,功能清晰。
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社区,政府行为和社区治理行为紧密结合,政府设专门的社区组织管理部门负责对社区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这同时意味着居民参与度相对较弱,需要引导。而另一方面新加坡有着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各部门职能分工明确,结构严密,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有不同的职责。
新加坡社区中心综合医院大楼。新加坡社区中心综合医院大楼便是一例。由新加坡住房和开发部推动的新一代社区中心项目,用于服务其公共住房社区。包括公共设施、购物、便利设施以及政府综合医院。担纲设计的Serie Archit-ects采用一系列向水渠倾斜的蓊郁花园作为引发公共活动的关键要素。这些郁郁葱葱的花园可同时作为公共空间、儿童游乐场和自然露天剧场。
随着时代的进步,理论和实操经验的累积和总结,在未来,社区营造势必成为我国城乡建设无法绕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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