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来,合一绿学院再度对中国民间水环境保护组织进行调研,梳理民间水保护组织的整体发展变化、工作手法和保护成效。
经过多年的发展,水保护组织已形成许多相对成熟的工作手法,在各环保议题中水环境议题的积淀也最为丰富。因此,合一绿学院特别推出一系列案例,从工作手法的视角切入,总结水环保组织长期探索的宝贵经验。期望该系列案例可供同行和后来者借鉴,激发思考,并作为组织在行业定位、战略决策和业务拓展等重要时刻的参考依据,同时为组织工作手法和解决方案的探索创新提供一些启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环境问题!
本篇为系列案例的第三篇,介绍水保护组织用圆桌会议推动环境问题得到解决的探索和努力。
圆桌会议工作手法的案例,呈现了水保护组织针对具体环境问题召开圆桌会议的过程,并综合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多年开展多利益群体对话的工作经验,总结出积累资源、主动与政府联系、做好筹备与跟进工作、选准媒体进入的时间等工作要点。选择这个案例的初衷是希望回应民间水环保组织与不同利益群体沟通、交流互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并且可以借鉴圆桌会议的工作手法协助污染受害者与利益相关方协商,推动问题解决。
伙伴们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参考案例总结的工作要点,吸取经验、规避风险,做好全面周到的筹备工作和后续跟进工作,提升机构的业务能力。
圆桌会议源于英国传说里的亚瑟王与其骑士共商国事时,骑士和君主之间不分身份高低围坐在一张圆形的桌子周围,指一种平等对话的协商会议形式。圆桌会议不分上下尊卑,含有与会者“一律平等”和“协商”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会议便多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
民间水保护组织也采用圆桌会议的方法开展多方共治的工作,邀请政府、污染企业、专家、污染受害者等利益相关方代表坐下来共同讨论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达成共识。
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曙光环保”)成立于2013年8月1日,以“致力于环境与健康的调查研究,服务于受污染区人民群众”为宗旨,建立政府、NGO、企业及公众的协调合作平台与机制,扩大公众环境保护参与和倡导、游说政府进行环境治理与污染受害社会救助,用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有限的资源撬动更广泛的资源与社会力量,探索动员多方参与的工作手法。
目前,曙光环保主要以湖南博友沙龙作为科普平台和社会网络平台,汇聚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力量。通过居民饮用水,土壤、粮食和空气检测这几类主体项目,以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示范点,面向湖南全省开展科普、调查、检测,形成专业报告,搭建全方位立体行动网络,包括前期调研、传播、众筹、游说,推动政府环境治理与社会救助。
本文将以曙光环保协助受害者与各利益相关方协调解决化工厂污染事件为例介绍其推动多方共治的工作方法。
2012年7月,曙光环保的创始人当时是长沙市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在做浏阳河流域调研时,收到当地村民们反映湘和化工厂遗留的镉污染问题的申诉材料。
湘和化工厂已于2009年关停,2010-2012年期间做第一期环境污染整治工程。2012年7月正值第一期整治工作验收,村民向验收组和调研的学生们反映,治理没有效果,当地的水和土壤还是有问题。
几位学生将调研获得的信息写成一份报告,并提交给媒体和学校老师,但并未得到反馈。当他们获知湖南省人大召开污染防治会议的消息,几位创始人主动到开会地点找到一位人大领导,将报告递交给他。之后此事获得重视,撬动湖南省人大委员介入此事件,曙光环保几位创始人与政府、企业、专家等多方的协调沟通由此展开。
自2012年提交报告给人大代表后,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直到2013年年底,曙光环保理事长接到一个电话,说浏阳湘和化工厂发生冲突,就在治理企业进入厂区准备开始二次治理时,当地村民扣了企业的车,治理工程无法继续,村民打算继续上访维权。
曙光环保最初介入村民、企业和政府三方矛盾时,是十分艰难的。三方总是各执一词:企业只讲国家要求和治理技术,政府无论说什么都很难获得村民信任,而村民总是阻碍企业和政府治理工作的推进,三方都苦不堪言。听完这方的倾诉又听那方的抱怨之后,几位创始人才发现,所有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完全听不进去对方的话。
经过数次沟通和努力,他们把相关方首次邀请到一起召开会议,大家先面对彼此。对各方来说,第一次会议很痛苦,但也是剂猛药,村民在痛诉自身遭遇的同时,指责政府和治理企业,表达了心底的不满,而企业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和想法,政府方把自己的工作向村民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次会议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中途有人哭了,有人拍桌子,有人责骂,也有人在劝慰。也正是因为这次对话,曙光环保作为第三方协调者,让各方逐渐放弃各自的既有观念,并力争做到内心平静。当双方感受到对方在聆听自己的声音、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态度时,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正视问题正视污染,会有利于抚平创伤、复归正义,将双方的关系导向良好的发展方向。
此后,又召开过多次会议,律师、专家、媒体等相关方也参与了进来,7方共同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后,企业同意出资800万元进行重新治理,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治理正式开启新篇章。而在这个过程中,曙光环保几位创始人深切地感悟到环境污染给当地带来的苦难,决定继续跟进,直到污染治理真正被村民们接受。
2014年,企业开始进厂治理,曙光环保也开始了漫长的村民沟通和治理监督工作,这个阶段持续了3年。这3年里,没有了冲突,没有了可怕的对抗,治理工程有序推进,政府也终于可以腾出精力来解决当地的经济发展问题。
曙光环保将此工作模式总结为多方共治,在湘和化工厂的案例中有七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又称“七方共治”,与圆桌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最初他们并不知道“圆桌会议”一词。
曙光环保也因这个事件创立了民间环境保护机构,希望更多人关心环境问题,参与环境问题的解决,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将机构主要业务聚焦在湖南各流域和矿山的调研,倡导公众和相关政府人员、媒体关注重金属污染问题。曙光环保最初开展工作的资金主要来自公众筹款,第一次做污染受害者的公众筹款公众参与度还不错,但从后几次的筹款情况来看,随着公众对负面的环境问题信息的接受度下降,机构筹款面临较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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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部分参考:刘曙,曙光环保:探索污染区重建之路http://www.zhhjw.org/a/qkzz/zzml/201612/gy/2016/1222/6259.html。
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治理企业、附近居民这三方很难达成一致,而且矛盾非常突出。地方政府更多是考虑治理资金的申请和相关政绩,企业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用有限的资金完成治理目标并保证利润,而居民最关心的是解决污染带给他们的问题。
然而,整个治理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附近的村民及社会大众无法知道治理的进度、效果及资金使用情况。而且,相比于污染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污染受害者得到的救助更是杯水车薪。
因此,面对环境污染受害者事件,NGO组织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很重要。民间环保组织可以协同社会各界共同协商,行使公众监督的权利,采用多方合作共治的模式推动问题解决(多方主要包括当地政府、治理企业、附近居民、环保NGO、媒体、律师、医生等)。
根据曙光环保的经验,开展多利益群体对话的圆桌会议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积累多方共治的潜在资源
曙光环保在创立之初,创办了湖南“博友沙龙”俱乐部宣传环保科普知识,并通过举办专家论坛和讲座,讨论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吸引公众参与,引发媒体关注。
从2013年开始,博友沙龙每月举办一期,举办12期之后,改为每季度一期。博友沙龙聚会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微信、官网)发布活动预告的形式,吸引公众报名参与,每期参与人数都能达到200多人。沙龙围绕民众最关心的热门环境议题和曙光环保的项目展开,邀请国内外专家分享和讨论,同时达到科普的效果。
通过博友沙龙,曙光环保得到了许多志愿者和专家的支持,共同参与水污染调研。在调研阶段,专家的介入很重要,专家的治理意见和建议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有利于保证调研的方向和效果,也更容易被政府和媒体参考采纳。另外,环境污染对人体的伤害,需要医学方面的解释与证明,而医生的资源是最难争取的,一是医生很难沟通,二是环境与健康问题复杂,其相关性很难被准确判定。
2. 专业扎实的调研
曙光环保所有的工作都是从实地调研开始的,调研的目的是了解污染情况、收集数据。曙光环保一方面自己收集数据,做调研报告,一方面联手第三方打造专业的检测志愿者团队,借助专家力量,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培训,比如取样上科学布点,尽量全面。另外,采集的样品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获得具有权威性并能被政府认可的数据。最后,将实地调研信息和数据形成调查报告。
3. 主动与政府部门联系推动问题解决
曙光环保通过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调查报告,推动政府解决问题。曙光环保坚持在调查报告上做到专业、证据严谨,并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互动,及时将调研报告呈送省政府、省环保厅、省人大,建言献策,并督促政府及时回应和解决问题。虽然也经常遇到地方政府部门的不理解,但曙光环保工作人员会耐心地与相关部门反复沟通,通常最终能获得对方的理解和信任。
4. 相信村民有要解决问题的原动力
污染受害者通常有较强的防范和抵触心理,不轻易信任外人,并且由于对环保组织不了解,在初期通常会拒绝。这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保持对村民的信心,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解决问题,并且持续与村民沟通。曙光环保介入的石门雄黄矿治砷污染事件,情况比湘和化工厂更复杂。村民长期受疾病困扰,又没有解决办法,对政府失望,不信任外来人。曙光环保工作人员频繁去往当地探访,并通过长期驻村与村民深入沟通。耐心面对村民的不信任,慢慢理解村民的怨气,最终获得村民的信任,并愿意参与多方共治的圆桌会议与政府沟通。
5. 提前做好细致的会前准备
召开会议的前提是多方都认为该事件比较严重、急需解决,并有参加会议的意愿。在召开会议之前,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做好各方关系的协调。说服政府要保持开明的态度,愿意接受监督;同时一定要有村民代表愿意出面发声,表达大家的需求;企业也愿意派出人员出面讨论。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毕竟大多数人不了解NGO的工作,需要反复沟通,同时也要将各方的意见和诉求提前转达。
其次,确定会议主题和目标,明确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工作人员需要提前与参加会议的所有相关方代表沟通,确保各方发言时都能把自己的问题和困难表达出来。同时,提醒各方现场可能会发生情绪失控的情况,让参与人员有些心理准备。
最后,确定合适的会议主持人。圆桌会议一般由NGO发起方来主持,主持人需要具备会场控制能力,提前预判可能发生的言语冲突,做好处理意外情况的预案,必要时需要邀请能服众的当地关键人物,请他一起协助。
6. 注重会议期间会场控制和后续跟进工作
会议参会人数控制在15人以内,村民代表可适当多几位,一般3-4人。
主持人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抓住核心问题点引导讨论,不被现场讨论时谈到的其他无关内容带偏,并及时安抚各方情绪,让各方代表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
会议结束后,及时与参加会议的所有相关方代表再做一轮沟通,了解每个人对会议讨论内容的理解和态度,并跟进安排后续工作。
从第一次会议到达成共识,这个过程通常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如果召开多次会议,NGO在重要的节点都应参加,并且过程中需要耐心细致地做大量沟通工作。
7. 选准媒体介入的时机
媒体资源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的话对事件会有反作用。有些问题公开化后,当地政府会担忧,怕媒体的风向引导不好,所以刚开始媒体不介入可能更好。除非遇到一些政府始终不愿沟通,比如调研报告交给省环保厅和省政府等相关部门后,依然没有得到回应或者回应缓慢,这种情况曙光环保才运用自媒体或公众媒体发声,推动事件的解决。
类似曙光环保这种第三方参与污染治理的方式虽然漫长而艰难,但对每一个污染地区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影响更多的群体加入。
圆桌会议的工作手法已经悄然进入了各地的环保组织,用于与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推动环境问题解决。例如,江苏苏州环保组织绿色江南受到昆山等多个环保局的邀请,协调召开环境污染圆桌会议。而且绿色江南已经将圆桌会议的工作手法纳入机构污染防治板块的工作策略,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即“发现污染或收到污染线索——赶赴现场调研——撰写调研报告递交至环保部门——开展多方圆桌会议,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环保部门合作推动污染源得到治理。”在整个策略中,圆桌会议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王华教授,对环境圆桌对话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环境圆桌对话是多个利益相关者(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代表,以及环境专家、环境NGO和媒体等)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平等协商对话的会议形式。”多年来,王华教授带着“圆桌对话”这个课题不断探索实践,在江苏、河北、浙江、辽宁、重庆等十几个省市的社区和乡镇进行了试点,内容涉及污染、绿化、水安全等多个环保话题,推动将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纳入政策设计。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圆桌会议是一种行之有效且成本较低的工作手法。例如,在试点地江苏省姜堰市因圆桌会议的召开,参与者成立了姜堰市乡村生态家园协会,孵化出了在地的环保NGO。
圆桌会议是水环保组织可借鉴的基础的工作手法,可以考虑将其作为特定事件的应对策略,或将此方法纳入工作策略之中,有助于推动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能提升机构与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能力,建立联结。
感谢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多年的努力
感谢刘红丽的慷慨分享 图片由曙光环保提供
案例主笔:盛燕
张逸君、刘丽华、吴昊亮参与修订
本经验案例的写作得到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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