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24年第23期，总第920期），原题为《开始行动》。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实习生林延春 编辑高雪梅

“关于新污染物治理，当前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社会组织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开始行动。”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从“雾霾”“黑臭”等感官指标治理，迈向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危害的新污染物治理阶段

“我们组织筛选出4000余种具有高危害、高环境检出的化学物质，完成122个行业、7万余家企业的化学物质生产使用情况摸底调查。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全面淘汰8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10月22日，在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郭伊均表示。

提及污染防治，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雾霾、黑臭水体、土壤重金属超标、固废垃圾等概念。近年来，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新污染物”这一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关于新污染物治理，当前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社会组织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开始行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四大家族”

“新污染物是指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环境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2022年3月，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相关负责人对新污染物概念进行了解读。

通俗讲，“它们一般不会要人命，但也不会让人好好活着。”余刚说。

所谓“新”，是指相较于大家所熟悉的传统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而言。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目前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20大类，每一大类又包含数十或上百种化学物质。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化学品作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医药、农药、化学肥料、塑料、纺织纤维、家装材料、洗衣粉、化妆品等产品中广泛应用。

作为世界最大玩具生产和出口国，中国早在2014年就发布了首个国际玩具标准，这也是国际玩具市场上首个涉及塑化剂使用的国际标准。图为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家玩具企业的工人在赶制出口国际市场的礼品玩具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下简称POPs）、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被称为新污染物“四大家族”。

POPs，指人类合成的、能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食物链累积，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化学物质。如滴滴涕、硫丹等杀虫剂。

内分泌干扰物也称环境激素，是指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而释放到环境中的，影响人体和动物体内正常激素水平的外源性化学物质。塑料中含有的稳定剂和增塑剂属于此类。

抗生素是由细菌、霉菌或其他微生物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或人工合成的类似物。医院临床常用的青霉素、红霉素都属于此类。

微塑料一般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研究表明，微米级的塑料颗粒可通过食物链进入我们的身体。

新污染物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却在不知不觉间释放到环境中，进入食物链并持久性留存。

余刚介绍，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大气雾霾、水体黑臭等问题时，发现环境中还存在一些更隐性的、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安全的污染物，称其为Emerging Contaminants。早期，国内学术界将其翻译为“新兴污染物”或“新型污染物”，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采用“新污染物”表述，各界自此统一口径。

“新污染物管控清单是开放式的，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污染物被列入。”余刚表示。

2022年底，生态环境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明确将14类新污染物列入重点管控范围，被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抗生素是其中之一，POPs占了 10类，微塑料暂未列入其中。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汪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微塑料领域的相关技术储备仍待夯实，因此国家层面的治理步伐相对较为严谨。”

POPs是最早受到国际关注的新污染物大类。2001年5月，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POPs的危害，国际社会通过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这是首个关于新污染物的国际公约，于2004年生效，中国是公约文书制定和首批签约国之一。

2015年5月8日，《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边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与会的联合国官员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在削减、淘汰和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的进展（徐金泉/摄）

近在咫尺

近日，家在北京的刘金梅打算购置一口新的炒锅，在电商平台几经对比，最终选购了一款铁锅，打动她的是商品宣传语：健康无涂层。

刘金梅家中曾有一口不粘锅，它易清洁、好打理，非常适合她的快节奏生活，在过去数年里很是“受宠”，但现在她更愿意用无涂层铁锅。

“不粘锅的化学涂层，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容易脱落，有释放有毒物质的风险。这种物质就属于新污染物。”刘金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刘金梅是自然之友理事、前任总干事，其团队自2020年开始关注新污染物这一议题。自然之友创建于1993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环保社会组织之一，现拥有志愿者4万多人。

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短链氯化石蜡、六氯丁二烯、壬基酚、二氯甲烷……这些新污染物的专业化学名称令普通人觉得陌生而遥远：“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新污染物并不是新合成出来、新冒出来的物质，或者新近才发生的污染。”刘金梅介绍，“在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中，如汽车内饰、药物、地板粘胶、塑料瓶等，大量存在它们的身影。只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并不知晓这些物质和公共环境、公众健康之间的负向关联，因而没有充分关注或没有管控它们。”

“如果说植树防沙、治理雾霾和黑臭水体、减少碳排放等生态治理举措，更多着眼于改善公共大环境，那么近3年来，国家明显更聚焦大环境与人民群众健康之间的关联度。”刘金梅表示。

2023年底，刘金梅团队完成了一份关于新污染物的深度政策分析报告，报告中关于抗生素滥用造成的后果令人印象深刻：“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2019年全球有127万例死亡是直接由耐药菌感染导致，495万例死亡与细菌耐药性有关；预计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每年将导致1000万例直接死亡，相当于2020年全球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世界卫生组织将抗生素耐药性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

企业是参与新污染物治理和提升治理成效的重要力量。2024年7月，第二届“企业如何更好参与新污染物治理”主题交流会在合肥举办，自然之友是活动主办方之一。

刘金梅表示，公众的认知和选择，会反向促进企业选择更绿色的材料、改进产品。“比如，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健康无涂层铁锅’，生产商必然会主动淘汰有健康风险的涂层锅。”

余刚认为：“推动行业创新、开发更加绿色的产品极为重要，尽量做到既实现产品功能，又消除或降低危害性，达到双赢。”

据郭伊均介绍，《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实施两年多来，国家聚焦“治未病”，将新污染物治理要求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综合决策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信息披露

在2023年第一届“企业如何更好参与新污染物治理”主题交流会上，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项目经理张慧分享了企业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案例。

作为一家公益环境研究机构，该中心成立于2006年，致力促进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搭建了环境信息数据库和蔚蓝地图网站、蔚蓝地图App两个应用平台。

PRTR是建立一个对指定污染物各类排放源和转移情况进行报告和登记，并将数据整理后向社会公开的环境管理制度。

《寂静的春天》一书对PRTR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该书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创作出版，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本应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荒凉。书中主要提及的化学杀虫剂滴滴涕，就是具有典型新污染物特征的化学品之一，其危害涉及全球每个角落。‌目前，滴滴涕在我国已被全面禁止使用。

《寂静的春天》

2000年，欧洲建立了最早的地区性PRTR，覆盖欧盟成员国、冰岛、挪威、瑞士等国家，相关数据库采集了欧洲各地3万家工业设施的91种污染物信息，涉及65项经济活动。在韩国，涉及41个行业的3600多家企业需要填报PRTR数据。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机制，期待企业有害化学品信息披露能够得到完善。”

马军关注新污染物议题始于2004年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他在研究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时发现，通过公开企业环境信息，部分排放大户在公众压力下采取了大幅减排。据他介绍，全球现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PRTR或开展了相关试点项目。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全面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落实企业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对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数据质量进行现场核查并公开核查结果。

“国家政策导向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推动制度落地。”马军表示，部分新污染物即使在很低浓度下也能造成危害，其末端排放的检测极具挑战，需要从原材料和助剂等环节展开检测，以加强源头管控。

2023年2月1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一家小微化妆品企业，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新产品的检测研发（翁忻旸/摄）

时间紧，任务重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工作思路为“筛、评、控”和“禁、减、治”，即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进行筛查和评估，“筛”“评”出需要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然后对其实行全过程管控，包括对生产使用的源头禁限、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

据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韦斯介绍，新污染监测分靶向和非靶向分析两种方法。靶向分析监测需要标准品，一般一次性只能测上百种物质，花费大、耗时长，然而目前全球登记的化学品超过2亿种，靶向分析不可能实现全覆盖。

如何快速、高效、智能解析未知新污染物，是学术界的紧迫课题。2021年6月，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成立“新污染物分析联合实验室”，引进多台高分辨率质谱demo仪器，专攻新污染物的非靶向分析技术。目前，该实验室已建立2万余种化学物质的高分辨质谱数据库与近千种化学物质标准品库，多次为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新污染物筛查、未知污染解析、应急溯源等技术服务。

余刚表示，研究界已经向相关管理部门建议，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

2022年颁布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从完善法规制度、开展调查监测、严格源头管控、强化过程控制、深化末端治理、加强能力建设等6个方面作出了18项具体安排。目标是到2025年，我国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要求，在长江、黄河等流域和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周边，重点河口、重点海湾、重点海水养殖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聚焦石化、涂料、纺织印染、橡胶、农药、医药等行业，选取一批重点企业和工业园区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形成一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新污染物减排以及污水污泥、废液废渣中新污染物治理示范技术。

杭州市九溪自来水厂取水口的生物毒性检测池。如发现所养鱼类异常，工厂将第一时间暂停取水（黄宗治/摄）

时间紧，任务重。

为贯彻落实《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近期接连发布了两份重要文件。

9月，发布《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2024年版）》，以指导未来3年新污染物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标准预研究工作，包含技术规范5项、分析方法标准135项、标准样品30项。

10月，发布《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标准体系框架（2024年版）》，以充分发挥技术标准的引导、推动和规范作用，开展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

与此同时，一些省份正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如江苏是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省份，该省在两个试点工业开发区对水源、空气中的污染点位进行监测；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对重点行业新污染物开展试点调查和监测评估；陕西省开展涉新污染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为推进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提供保障。

“在看到进展和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还不够高，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刚刚起步，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等与当前形势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亟待进一步改革创新。”10月22日，在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郭伊均坦言。

“现在，我们已迈出了新污染物治理从0到1这一步，这一步本身意义重大。”余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