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场疫情,迫使不少NGO项目停滞数月,这其中也包括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下称“南昌青赣”)。
据南昌青赣总干事刘丹介绍,直到四月份,青赣的伙伴们才开始着手操作2020年的项目。而这场疫情同时也促使青赣通过新方式开展项目实践。
化学品并不是作为青赣的某个独立议题进行系统操作的,而是通过河流污染、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污染防治等一系列的项目,在这些场景下进行管理、防控、技术进展等方面的讨论。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虽然都是关注相关议题的NGO们关注的“常见”议题,但青赣依旧在新工具、新技术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
从2019年开始,青赣就已经在河流监督工作中应用无人机遥感技术,以代替人力巡河。
据刘丹介绍,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及可见光相机获取下垫面水体多光谱数据及纹理信息,“就像病人在医院做CT检查一样,多光谱遥感技术叠加无人机这样一个载体,我们可以在空中给河流做一个体检。”
而原本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发现的问题,诸如暗管、黑臭水体等,现在可能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通过这种技术就可以快速发现,快速检测。
基于此,青赣建立起了首个民间环保的水质遥感数据库,集合现场快速检测水体为黑臭水体治理效果监测探索了新的方式。
2020年,青赣已经通过这项技术,累计给6条河流做了“河流体检”,推动了四五个河流污染问题得到解决。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疫情催生的第二项探索,也是从线上到线下的一次转变:
一个叫做“指尖巡河”的互联网产品,运用VR全景式技术+互联网平台将线下河流保护工作搬到线上来,突破了时间、空间限制,这样公众就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提高公众参与度。
而面向志愿者们的工具就更具专业性。
刘丹透露,在疫情得到缓解后,志愿者们在巡河方面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所以青赣尝试通过FPV穿越机实时连接VR眼镜,向河流群里的志愿者们提供由二维平面的视角转为三维立体视角的画面。
这不仅仅是为志愿者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觉感官上的体验,更能提升志愿者们在巡河过程中的安全性。
“以往志愿者们在实地调研的时候,需要下到河道等比较危险的地方才能全面地发现问题,现在就能够通过无人机的视角转移,规避志愿者们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刘丹说。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因此,尽管今年迟迟无法“开工”,青赣依旧通过自己一手的巡河数据,推动政府参与,解决了15条河流的环境问题;这些数据也直接被当地检察院作为检察建议中的法律证据使用。
尽管新技术十分“趁手”,青赣依旧需要面临NGO们的老问题:资金与专业度的考验。
脱胎于学生组织的青赣成立于2011年,之后近10年的发展历程,在刘丹看来就是走向专职化、专业化的过程。
刘丹讲述机构早期发展历程时,用“叶公好龙”一词形容当时机构的状态:大家满腔热情地传播环保知识,然而当真正有公众来反映问题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能力去解决环境问题。
“社会也好,公众也好,会对这样的环保组织有很大的失望情绪。所以我们不但要能‘挑刺’,还要能‘拔刺’。”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后来机构用实地调研的照片用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污染问题时,还被质疑过专业度和真实性。
“一般公众在面对化学品问题时,由于没有专业工具,肉眼难以辨别,很难完全明白我们在讲什么。此外我们在举报环境问题时也很难说清问题,很难跟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很难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所以几乎是从实践中,青赣才一步步积累专业经验,也慢慢坚定深化专业能力的决心。
为了提升数据的说服力,青赣在17、18年时购买了大量专业的水质检测设备;2019年,青赣又尝试通过卫星遥感取得河流流域的监测数据。
但这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卫星遥感技术成本太高。于是今年折中采用了无人机遥感设备,租用第三方设备巡河每公里的成本大概在1500~1800元之间,一年成本在十几万元上下,机构勉强能够支撑这样的支出。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刘丹透露,无人机遥感设备的相对的单位成本低,精度更高,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实现大面积覆盖成本高及历史数据不足等问题。
因此,未来青赣还是会考虑将无人机加遥感和卫星遥感结合在一起,从点量数据到调量数据,再到面量数据来阐述整个流域的数据问题,拿这个数据迭代性分析,就能对河流污染问题从横向纵向都能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人才也是制约机构专业程度的重要原因,据刘丹说,化学品领域的人才们主要都集中在商业、工业领域。
如果化学品网络要推动议题的话,他希望网络能为成员机构们培养更多“懂行的”、对化学品议题有深入理解的人才,而且要做更多议题的联动。
“因为化学品议题跨地域跨区域的特征是比较强的,不像以前的比如土壤污染或其他东西,它可能是有地域性单独的在一块。化学品的流动性特别大,比如说一些危废,可能跨区域倾倒现象还是比较多的。”
“从2014年到2020年,我们这种专业化的道路到今年为止,在我看来基本上踩到了一个门槛,所以下一阶段我们考虑要开始走“社会化”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做产品化项目的原因。”
然而在刘丹看来,社会化发展依旧需要多年的摸索,这个时间大约有5~10年。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我们今年(2020年)对社会化的定义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原来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能社会化,而现在我们对社会化的定义深化了。”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能为社会创造有价值的服务的机构;其次整个机构能通过这种社会化的服务产品,实现机构的良性发展。所以我们以后要围绕为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刘丹说。
比如,在与检察机关合作的过程中,青赣会在涉水的方面为检察机关提供大量的专业知识数据支持。
检察机关可以用这些数据来评判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向相关部门下发检察建议,用NGO提供的数据做支撑,推动政府部门去做整改,包括整改后的监督工作。
同时青赣在2019年跟江西省的24家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治理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青赣在2020年向他们提供了的整体数据和机构所掌握的企业环境信息。
这些资料也会提供给所有在赣开设业务的24家商业性政策性银行,给他们的信贷风险防控提供专业支持。通过调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力量,用数据来撬动企业去关注自身的环境风险。
▲图片来源于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从NGO的角度出发,刘丹希望更多的NGO们能够积极求变,升级迭代自身的工作手法。
“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来自于信息领域、商业机构,甚至自媒体。因为如果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跟数据远超于社会组织的话,就会挤压很多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话语空间。”
“青赣之后需要做的,就是以需求为导向,走出环保组织自娱自乐的舒适区,通过不同的项目和产品、工具,探索大众的需求点、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社会环保服务,找到环保组织在新时代下的生态定位。”
感谢南昌青赣总干事刘丹接受化学品安全民间合作网络的采访。
文章摘自 Toxics Free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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