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环境记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的“垃圾地图”2期报告指出，北京垃圾分类实施半年多以来分类效果逐渐改善，但目前已进入平台期，且不同社区表现差异较大，众多小区只能依靠二次分拣完成任务。

报告指出，北京垃圾分类呈现“配合度高的居民基本形成分类习惯，不愿意配合的人群无动于衷”的局面。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建议北京垃圾分类政策应由柔性措施转向“定时定点、撤桶建站”的硬性要求。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毛达则表示，“去匿名化”是社区垃圾分类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垃圾投放过程能更多的被管理者或邻里监督则垃圾分类投放效果会更好。他建议政府、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应深度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当中，并形成一个垃圾分类投放“去匿名化”的长效机制。

北京社区垃圾分类进入平台期

2020年5月，IPE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发了“垃圾地图”，并联合中国环境记协共同发起“指尖环保——随手拍点亮小区垃圾分类”项目。截至目前，垃圾地图”已呈现出157个城市1400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状况。

马军介绍说，以北京为例，垃圾分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识别出明显短板。例如，自2020年6月11日至2021年1月10日的673次“随手拍”中，北京市厨余垃圾正确投放的次数占比从47.4%上升到最高80.0%，但波动较大，2020年12月14日-2021年1月10日这六周平均为58.9%。与北京相比，上海“随手拍”记录的厨余垃圾正确投放比例则一直在高位运行。

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市社区垃圾分类进入平台期。全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从4月下旬的309吨，增长到10月底的3946吨，但自9月起增速变缓，且人均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大致相当的上海市相比仍有差距。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6月，上海市日厨余垃圾分出量达到9632.1吨，人均约0.4公斤，而北京市10月底人均厨余分出量仅为0.18公斤。

调研报告还显示，北京市不同社区之间垃圾分类表现差异较大，少数小区已经基本实现居民自觉分类投放，但相当一部分小区至今仍不得不主要依靠二次分拣完成任务。部分小区虽然也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垃圾分类仍流于形式。

定时定点、撤桶建站有助垃圾分类

调研报告以北京6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区为观察对象，发现真正决定垃圾分类效果的，是社区管理是否做到“定时定点，撤桶建站”与“严格监督”。

“6个小区中实施效果最好的铁建大院自垃圾分类投放制度实施起，垃圾箱只在每天7-9点、18-20点开放，其余时间上锁，开放时段内由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场指导和服务。在访谈现场，问及定时投放是否不便，居民表示可以接受。”马军说，因为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使得街道和物业能集中人力开展桶前值守监督，监督员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居民分类的错误，还可以减少环境脏乱，并提升垃圾收运效率。

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任连海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撤桶并站是垃圾分类过程当中的举措之一，目的就是要最终实现定时定点投放，因为只有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分类组织收集、运输才能完成，并且形成分类习惯。

任连海说，自己在调研中发现撤桶并站之初会给社区垃圾投放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建站地点选择、居民投放垃圾距离增加、开放时间与上下班时间不相吻合等，因此他建议社区应当做好意识普及和知识传播，预先摸清社区不同种类垃圾投放量、合理设计站点在小区当中的方位、了解居民的投放时间和路线等等。另外居民的投放习惯也必须做出调整，尽快适应撤桶并站的现实，养成良好投放的习惯。

“从垃圾分类的角度来讲，公众参与是关键。上海垃圾分类正是坚持跟公众沟通，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说。

专家建议垃圾投放应“去匿名化”

毛达博士及其团队曾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调研，他发现垃圾分类成功的经验普遍包括“去匿名化”，例如首尔发展了社区的综合性资源回收中心，垃圾投放过程可以实现邻里监督和小区物业人员在场监督，日本有固定的垃圾投放日，台北则实现了垃圾不落地。

毛达解释，“去匿名化”是指垃圾投放的过程能被管理者或者邻里看见，如果完全看不到，就属于匿名的状态。他认为，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反弹的情况，就是“去匿名化”的工作做得不彻底。“很多社区的桶前志愿者值守只在早晨和晚上，这样可被监督的时段只有早上和晚上，其他时段就会有出现居民乱投的情况。”

毛达建议政府、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应深度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当中，并形成一个垃圾分类投放“去匿名化”的长效机制。

北京西城区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类信息工作专家张莲娜则建议，以小区或街道为单位公布红黑榜，“通过红黑榜警示做得不到位的物业公司或街道管理者，同时也挖掘一些更好的示范点，以先进带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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