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代都是渔民，我就出生在湖北黄冈的渔船上，打记事起就在长江上讨生活了。”今年51岁的舒银安捕了40年的鱼，也见证了长江江豚由多变少。

2017年6月，舒银安收起了渔网，报名成为鄱阳湖湖口江豚协助巡护队队员。“在我小时候，长江上哪都能看到江豚，现在不仅很难发现江豚，就连鲥鱼、河鲀这些鱼种都快绝迹了。”

湖北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内人工饲养的江豚。本报记者 周梦爽摄/光明图片

1990年，3600头；2006年，1800头；2012年，1045头；2018年，1012头……近30年来，正如舒银安感受的那样，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正在不断衰减。在这背后发酵的更大问题，是长江生态系统正面临着的沉重压力。

“长江江豚种群极度濒危是多种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江湖阻隔和酷渔滥捕导致鱼类数量大幅衰减、江豚食物缺乏，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干扰江豚的声呐通讯，水域污染降低其繁殖力，渔具和船只误伤江豚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说，“长江江豚是处于长江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它们数量的多寡，是反映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一面镜子。”

在许多水生生物专家看来，“没得吃”是制约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首要原因。

长江流域是许多淡水鱼类的天然产卵场，渔业资源曾经极为丰富。但在今天，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全面衰退：鲥鱼从1974年的年产1570吨到现在已基本绝迹，刀鲚从20世纪年产4000吨至近年来已无法形成鱼汛，“四大家鱼”种苗发生量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产卵量曾经从最高300亿尾降至最低1亿尾……以鱼类为食的江豚也受到了“粮食危机”的冲击。

“长江中的许多鱼类都是江湖洄游的，不洄游就不能完成它的生活史。”徐旭东向记者举例，人们熟知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会在食物丰富的湖泊中肥育，待性成熟后从湖泊洄游到长江。当水温达到18度以上、江水暴涨，它们才能在刺激下发情并繁殖，随后在长江中孵出的鱼苗又会游回湖泊。

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的绝大部分通江湖泊被人为阻断，多种鱼类随着洄游路线的消失而衰退甚至消亡，导致长江江豚失去了重要的食物来源。“由于渔业资源衰减，很多渔民为了维持生计大量使用电捕鱼、大围网、迷魂阵、滚钩等非法捕鱼手段，这一方面进一步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同时也造成很多江豚被误捕而伤亡。”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玉江介绍。

据最新数据，生活在鄱阳湖中的长江江豚约为457头，约占长江江豚现有种群数量的一半，而且在长江干流的鄂州至安庆段，即鄱阳湖湖口上下游的水域，也正是长江江豚在干流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水域。

“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流域仅存的3处通江湖泊之一，自然的水文变化和畅通的洄游通道，孕育了相对丰富的渔业资源，这也成为长江江豚赖以生存的绝佳生境。”郝玉江说。在他看来，要想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一是应从国家层面根本解决渔民问题，帮助渔民转产就业，让长江鱼类资源得到2到3个世代的休养生息，以促进渔业资源的快速恢复；二是积极推动长江自然生态保护，恢复长江自然岸线和沙洲植被，在有条件的地方恢复江湖连通，营造适合水生生物繁衍的自然生境，使长江恢复其自然的生命特征。

　鄱阳湖湖口江豚协助巡护队 本报记者 周梦爽摄/光明图片

“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开放性公共资源，极易造成过度使用的‘公地悲剧’。”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介绍，长江每年的捕捞量已不足10万吨，仅占全国淡水捕捞产量的0.15%，已基本丧失渔业生产价值。当前的长江禁渔期制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大趋势。“为了保护长江江豚，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加快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是当务之急。”马毅说。

数量比大熊猫都要稀少的长江江豚，自1989年被定为二级保护动物后，保护等级尚未作出调整，法律地位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限制长江江豚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马毅告诉记者，2014年，原农业部就要求各地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准，对长江江豚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措施，但想要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长江江豚正式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涉及主管野生动物保护的多个部门的协调统一，农业农村部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保护长江江豚，就是保护长江渔业资源，恢复长江的自然生态环境。‘1012头’长江江豚的最新考察结果，说明长江江豚自然种群快速衰退的趋势得到了缓解或一定程度的遏制。”郝玉江提醒，“长江江豚面临的威胁依然存在，保护形势仍很严峻，只有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积极推动长江自然生态恢复，长江江豚的保护才会有希望”。（本报记者 周梦爽）

本报记者 周梦爽摄/光明图片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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