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慧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镇人,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总干事,SEE基金会创绿家、劲草同行伙伴,上海市优秀志愿者,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先进个人,美国国务院IVLP访问学者,中国环境督导师。
来都来了,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宋慧:我叫宋慧,上海宝山人,80后,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总干事。我小时候家乡的环境还不错,河道比较多,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河边钓龙虾,但我上初中后,宝山有了很多工厂,河道污染挺严重。
高中以后我去瑞士读了酒店管理,那边的自然环境和我的家乡非常不一样,就觉得这跟我小时候家乡的河道一样,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
我05年回上海,在一家外贸进出口公司的美国代表处工作。这家公司做的是各种生活用纸,这些纸在中国都是用回收再利用的纸生产,产品运到美国总部销售。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环保的产业,但后面发现生产造成了很大污染。
作为原料的废纸,有一部分是进口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废纸,如果是写有字迹的纸,需要先进行脱色,这个过程需要加很多化学试剂产生很多废水,最终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湖。
了解这些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本以为是环保,结果反而造成了污染。有些供应商甚至会在酒桌上把如何偷排躲避监察作为供大家开心的谈资。
之前我觉得出国可以镀一层金,挣更多的钱,提升一下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品质。但回来以后发现环境越变越差,生活品质在越变越差,所以就想去关注环保,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为什么会接触并专注于垃圾议题这么多年?
宋慧:10年我开始做志愿者,因为我一直关注环保,也想做一些事情,后来就找到了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报名做志愿者。之前我还做过一些其他地方的环保志愿者,最通俗的环保比如种树、保护野生动物等等。
后来发现种树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上海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种树了,要去别的地方种树,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濒危动植物也要到别的地方去。
我更想为我的故乡做一些事情,改变周围人的生活环境。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可以天天做,天天践行的一个环保行动就是处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很多居民都要求自己的权利,但是从来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我的责任就是我的义务,垃圾处理就是其中之一。
我最早是从环保这个角度切入垃圾分类这个议题的,但是它有很多附加值。垃圾分类做好了,居民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同时他们会更关注自己的社区,也会更爱护小区的环境,这些人也会有一些交流,因为志愿者动员出来了。
我们用社会组织的方式来动员社区,动员居民做垃圾分类。我们让志愿者做垃圾分类指导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居民,很多兴趣相投的人成为了朋友形成了小组,在我们离开这个社区后志愿者团队还是会持续来维护垃圾分类成果 。
我的同事总结了一句话,垃圾分类提升了社区治理的能力,同时社区治理也是维持社区垃圾分类成果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每一个居民自己垃圾分类,我们也会和志愿者说:你可以帮有困难的人分担一下,但不要帮助有能力的年轻人分担,我们要做的是和他们说为什么要垃圾分类,让他们自己去分类。
志愿者起到的宣传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分拣员,如果志愿者一直做分拣员,志愿者不做了,居民还是继续乱扔。
您说垃圾分类和社区治理可以相联系,可以举个例子吗?
宋慧:我从自己的角度来回答吧,NGO里很多人认为应该先把社区治理做起来,做起来之后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在做垃圾分类时发现,如果我们只强调社区治理,这就是一个空中楼阁,需要有一个落地的东西让他落下来,比如说垃圾分类,或者其他方法。
垃圾分类和社区治理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我的出发点是从环保这个角度出发,环保是我最终目的,我让每个人垃圾分类了,减少垃圾产生,减少填埋和焚烧,但我用的是社区营造的方式,让居民参与,反过来如果最终目的是社区治理,垃圾分类就是手段,可以拉动对方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小区为例,11年7月上海开始关注垃圾分类,上海的垃圾一直是个问题,没有地方填埋垃圾了,造很多焚烧厂居民又不同意。那时候我们和宝山路街道合作了很长时间,我们就说要不找一个小区,在小区推动居民的垃圾分类,做一个真正能够让居民有所改变的案例出来。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扬波小区,他们这个小区因为太小,物业公司过来成本太高,不得已选择了自治这条路,自己聘请了门卫、清扫工和物业经理。
之前小区内部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后来就出来了业委会,业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是真的想把小区做好。这个小区以前是教师楼,后来商品房买卖了,但还有很多教师,有很高的素质和能力。
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活动的参与人数还挺少,更多的人是观望。有些小区在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会听见居民说“这批人又来做运动了”,发现我们一直做并且坚持了一年两年之后,这些人也自动加入了。
这个小区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街道动员了一下,只有业委会、物业和稍微积极一点的人来参加。
我们在早晚都请志愿者在垃圾桶边上值班,辅助居民垃圾分类。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很多居民认识我们了,觉得原来这些人是认真在做,有很多居民会来和我们聊天。
慢慢地在业委会的带领下,很多聊过天的居民也参加了。而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居民都有这方面的意识,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早就可以开始做了,我们到国外和子女一起住时都要垃圾分类的”。
当时我们还制作了宣传材料,在电梯厢房旁用的是纯文字的宣传品,还找到电梯旁边的广告机在特定时段投放我们制作的宣传片。当时也没什么经验,去参观了一些垃圾分类的小区,也请了区市容绿化局的人过来做讲座,我们就去学习他们讲的一些知识,抄下来做成宣传品。
我们还偷偷跟踪过后端,看居民分类后的垃圾是不是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了。我们从7月和8月选好小区,9月做前期宣传和部分活动,10月正式开始分类,到11年底,和我们的想象比起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居民们可以干湿分类了。我们在12年初做过调研,发现已经有70%-80%的居民参与了分类。
湿垃圾是厨余垃圾,分出来后可以做成肥料,是很好的有机质,可以改善我们的土壤。收集方法就是在家里摆一个小桶,把剩饭剩菜、果皮菜叶倒进去,不要放其他东西,保持垃圾的纯净。
我们一开始只是分成干湿两类,后来很多居民在换季时说我有一些衣服是剩下来的,能不能找到专业的处理方式,我们就引进了专门回收旧衣物的厢房。
还有很多老年人说家里有很多过期药品,你们能处理吗,那时候我们正好有一家合作的机构,叫上海绿梧桐公益促进中心,专门回收过期药品,也在扬波小区设了一个点。
有很多居民因为我们的宣传开始环保,向我们来了解怎么处置他们的一些废弃物。渐渐这个小区从我们的两分类变成了十一分类,我们把厢房也改了一下,居民看得更直观,也更愿意分类。
后来在什么契机下成立了爱芬环保?
宋慧:扬波小区的成功有很多人来报道。当时我们在热爱家园,我是全职,一个同事是兼职,这个项目其实没有资金来源,我们的工资都是从基金会捐赠、个人捐赠和会员会费中支出的。
街道领导看到我们的成果后,一开始是报销,比如我们做宣传品来给我们报销。12年扬波小区被很多新闻报道之后,街道投入了小额资金,支持我们去做更好的宣传。
因为扬波小区的成功,再加上热爱家园的服务领域是做法律援助,并不是环保,热爱家园作为一个社团,更应该是服务会员,服务弱势群体。所以我们想到成立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于是成立了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致力于推动城市垃圾分类的进程。
后面我们在浦东又注册了一个机构乐芬环保公益促进中心,专注于环保创新。
随着爱芬的发展,我们产生了其他和垃圾相关的一些业务,比如捡拾中国(Pick UpChina)的项目,本来我们只作为一个志愿者参与的活动,后来很多企业志愿者特别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还带了很多人一起来参加。今年9月15日还会和全球150国家一起联合做一个 Clean up Day世界清洁日活动。
这个项目其实是因为我们职员的兴趣爱好而产生的,我们有一位职员特别喜欢徒步,然后在徒步的过程中发现优美的景色旁边都是垃圾,想着下次要带志愿者一起来捡垃圾,慢慢从一年两次到现在每月一次。
我们发现这块业务越来越大,也在消耗我们在社区的精力,所以包括捡拾中国等其他项目就剥离出去,放在乐芬下面。
做社区垃圾分类需要和居民、社区居委以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您是怎么沟通的,有什么技巧吗?
宋慧:跟这些利益相关方合作,比如政府方面,他们更多是关注成效的,但同时你可以从里面发掘出一些真的愿意做环保这类事情的人。
也许刚开始要接触这类人,比如宝山路街道的一个副主任,也是因为他对环保和社会创新有很大热情的,所以愿意去尝试和社会组织一起合作,最终促成了扬波小区的成功。后面接触到的一些官员,有的是专门做这一条线的,会更关注这个事情可以帮我更快更好完成任务,因而会有一定积极性。
而一些不愿意合作的相关方,如果还在最初筛选社区阶段,我们就不和他们打交道了。如果是政府购买服务,我们会和区、街道这些相关方对于我们的目标进行沟通。
比如说一个街道,项目范围是全覆盖,我们可以把宣传动员都做了,但优先打造几个示范点,挑选一些意愿高的社区,第二年由这几个示范点去辐射带动周边的社区。
如何在社区做垃圾分类工作的动员?
宋慧:我们没有单一的宣传方法,所有的步骤都是在做宣传。比如我们在社区里新建或改建了一个垃圾箱房,看起来这是一个硬件建设,你说这是宣传吗?当然是。当这个箱房在社区建设的时候,居委会就可以发出各种声音告诉居民“修建箱房是要开展垃圾分类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比如我们给居民发放调查问卷也是宣传,它在告诉居民“我们小区要开始分类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包括我们去动员志愿者,给居民发桶,发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宣传。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社区推动这个工作有很多步骤,爱芬环保把它简化为“三期十步法”,三期分别是导入期、执行期和维持期。
在导入期,我们也会给社区的管理者做完整的培训,包括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志愿者,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分成几个阶段,每个步骤要注意什么,该怎么执行。我们把这些方法传递给他们后,未来等我们离开后他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执行期,开始时我们会让社区志愿者值班,站在垃圾桶指导居民区投放,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因为通过志愿者值班可以让居民感受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除了志愿者值班外,很多社区通过摄像头观察投放点的投放情况,有些小区如果发现居民做得不好会上门宣传,与居民直接互动,居民会慢慢被打动,加入到垃圾分类的队伍中。
在维持期,我们会跟社区制定一些制度,主要是跟物业制定一些管理的制度。但前提是我们小区的分类垃圾能被很好的分类处理,这是政府的事情,至少在上海这些环节是通的。
同时,社区的各种表彰工作也可以进行,另外志愿者团队也可以转换成长期团队,而不是临时志愿者。这样小区工作就可以进入常态,相关的机构组织可以撤退了。
在你们进入社区以后,什么时候可以让垃圾装运车来分开来收不同种类的垃圾?
宋慧:我们正式开始的那一天就要分开来收了,但是前期宣传和动员组织志愿者这块时间很长。我们的三期十步法其实后面很短,前面大概要两到三个月,充分做宣传、动员和志愿者招募培训。如果涉及到撤桶并点,这个工作时间可能还要再加长一点。
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活动。我们会每户配备一个垃圾桶,放湿垃圾,我们的活动就是让居民来领这个桶。
第一步是告诉居民即将发放的垃圾桶是专门用来丢湿垃圾的,原来家里的垃圾桶就用来扔干垃圾;第二步是告诉居民在家分类好,到小区也要进行分类投放,并且湿垃圾要除袋,除下来的塑料袋扔在干垃圾桶里,讲完后发一个冰箱贴,冰箱贴上也可以看到如何分类的;最后,领桶和绿色账户卡,听完之后居民就可以回去了。
小区一般会有50%-60%的居民来领桶,还有一部分没来的就需要楼组长上门。但楼组长上门前一定要培训楼组长。这些东西一般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发,领好以后就告知居民下礼拜一开始做垃圾分类了,需要分类投放了。
这样,志愿者就在礼拜一上岗。虽然宣传动员很到位,但是还是会有居民不习惯或者分错了,这时候志愿者就出现了,如果你分错了就明天继续分,如果还不知道,志愿者就和你说怎么分,分好的人给他积个分。
我们的志愿者不是来给你分垃圾的,而是对没有分类的居民指导怎么分类,对分好类的居民表示鼓励。一定要保证第一桶的湿垃圾是干净的,后端运的时候这桶就会分类清运了。大概两个礼拜后,大部分居民都可以分类了。
再后面就是一个很慢的阶段了。我们的志愿者值班时间一般是固定的时间段,有些居民不在志愿者的时间段扔垃圾,或者之前可能没宣传到一些居民。
我们会建议社区,是不是志愿者周末尝试整天或者换个时间段去值班一下,因为周末本来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会改变,很多人不会那么早起来,扔垃圾也不在原来的时间段。
我们一般建议在志愿者值班了一定时间后,慢慢减少志愿者值班时间,比如本来早上晚上各两个小时,逐步变成早晚各一个小时,或者变为只早上值班,或者一天隔一天值班等等,根据志愿者值班经验逐渐调整减少值班时间。
最终把志愿者值班逐渐变成巡视,这些志愿者每天买菜或者接小孩的时候去看一下垃圾箱情况,有问题及时和居委会反馈一下。
我们可以把激励活动和宣传活动再做一轮,给居民发感谢信,提升一下居民的积极性。因为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过程,肯定会有波动,等有波动时做一轮提升一下。现在有绿色账户了,就一直通过积分来激励。
如果是居住人数很多的大型社区或老旧社区,你们一般怎么做呢?
宋慧:其实老的居委会都是有垃圾厢房的,没有很多散的点,垃圾厢房一个小区5-6个,少的1-2个。高层的话,好一点是每个楼栋下面有两个桶,差一点就是每层楼都有一个桶,我们针对这些小区会采用撤桶并点的方法。
年纪大的人很容易接受和支持垃圾分类。而且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都经历过垃圾分类。我做垃圾分类以后,也学习了很多,发现八十年代的时候联合国会议在上海开过,召集了各国的人向中国学习如果做垃圾分类。
七八十年代,我们用的一些东西,比如甲鱼壳可以卖掉,橘子皮可以卖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卖掉,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都利用起来。那时候中国物资极其短缺,必须把这些东西回收再利用,再早一点,七十年代市中心每个弄堂口都有一个放泔脚的地方。干湿垃圾和以前分泔脚的人一说,他们都知道。
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老人,扔垃圾一般是子女和保姆,打扫好直接扔掉。所以保洁员和钟点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有些人其实不是不知道垃圾分类,而是一天接了很多活,要赶快弄好,去下一个地方打扫,我们直接向业主宣传,要求钟点工一定要分类。
不过,我们第一个做的高层每层有桶的小区失败了,它是一个全装修的很豪华的小区,号称管家式服务,它们就是每层楼都有桶。我们当时和物业沟通能不能撤桶,物业当时说不行,要给我们业主最好的服务,我们还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桶。
我们没办法每层都监督,没过多久垃圾又混起来了,保洁员因为增加了一个桶,工作量成倍增加,物业最终也不堪重负,我们最后撤出了。
当时这个小区刚开盘,因为房子是全装修的,有一些瑕疵,业主和物业也是处于对抗的。一开始我们觉得刚开盘的小区好,一开始就可以做规矩,但是发现入住率很少,一栋楼只有几家,产出的垃圾也很少,我们也不能每入住几户就去宣传几户。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居委会和物业对所有的人都不熟,业主对于居委会和物业的信任也没建立起来,我们得不到他们很有效的支持。
爱芬环保未来有什么规划?
宋慧:第一步是探索如何在一个小区里面做垃圾分类,带动居民都参与垃圾分类,并且做出成功案例。我们第一个社区就成功了,所以第一步算是完成了。
第二步是总结经验,在更多社区去实践这个经验看看是不是可以适用,所以我们也不断在更多的小区内实践。当我们把第一个小区总结的经验放在第二个小区实践后,我们发现需要动员社区内居民成为垃圾分类的志愿者。
这个社区到现在还维持着垃圾分类的成果,可以算是全上海做的最好的垃圾分类社区。所以其实我们第二个社区的模式才是我们沿用到现在的,一定要在小区里面找到积极的居民。我们曾经分析过社区内大概5%-10%的人是比较积极的,70%-80%的人随大流,剩下的人是很难动员的。
第三步就是使用这个模式不断积累经验。我们之前有一个目标是做到200个社区,前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积累经验后就是要把这个模式梳理总结,通过召开各种论坛或会议等形式发布我们的模式,让更多机构甚至是政府用这个模式把垃圾分类覆盖到更多的社区,最终解决或协助解决城市社区生活垃圾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还处在总结模式的阶段,还需要不断得做社区,去了解不同类型社区适用的模式,比如别墅区我们还没做过。
做过更多不同类的社区以后,我们未来可能会设置一张表(填写你的社区概况,每栋设垃圾桶还是每层都有垃圾桶等),填写完这张表后能够匹配出在你的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步骤和模式,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和调整的。
我们今年还想探索一下支持其他机构开展社区垃圾分类。前几年我们曾经支持过南京一家做垃圾分类的企业,他们用的是经济激励的方式推动居民分类。
我们还是始终坚持我们的初心,希望推动更多机构去做社区垃圾分类,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解决垃圾这个社会问题。
我在12年的时候就想到,如果我们再做三五年,只有爱芬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真的就是做得很失败。三五年之后,无论是不是爱芬的原因,有更多机构能够加入进来,那垃圾这个问题的解决真的指日可待了。
从业以来,有值得你骄傲的事?
宋慧:其中一个就是去年我们把爱芬模式梳理出来了,出了两本册子,也是我们五年的结晶吧。
两本东西将我们所有的经验理论化了,我们还请了来自复旦和同济的几个教授为我们供稿,阐述了我们做的方式符合哪些理论上的要求,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模式可以得到上海政府的认可,推广到更多社区。
其中复旦大学的教授是中国引进的千人计划的一个教授,她以前是核物理学的教授,现在研究环境工程学和人类行为学。她研究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垃圾分类能够对一个人的行为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因此对我们进行了研究,通过和美国英国的数据对比,发现我们的一些数据比他们的还高。
虽然如此,但不怎么了解垃圾分类工作的人看一些数据(如居民参与率30%-50%),可能会觉得不高,但对标一下,会发现我们的小区比一般的国外小区已经要好了,当然平均水平和日本这些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的社区对比还是有差距的。
本期采访人
徐立瑶
(ludilu)
重读访谈稿时突然联想到大学参观某家回收废塑料再生产工厂时的见闻。我们一行人准备走进车间时,正好看见一辆车停下,里面都是白色泡沫塑料。工作人员解释这些是回收的塑料,当下我问,这些都是从上海本地垃圾里收集而来的吗?
工作人员回:这些废旧泡沫塑料作为生产原料都是高价从日本特别购买来的,目前国内因为回收步骤不到位和回收设备不足等因素从未作为原料供应商,这是触动我并让我对环保感兴趣的转折点。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零废弃联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IiSex3xkcvEkHJHs9Uy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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