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主题为“适应与创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行动和慈善新前沿”的年会在京举行。

“气候变化已经转变为气候危机，正在演变为气候灾难……”当这一结论发出后，诺大的会场顿时安静了。

12月18日，主题为“适应与创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行动和慈善新前沿”的年会在京举行，活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主办、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公益支持，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社会组织、境外非营利机构的200多名代表围绕气候话题展开讨论，还有约120万人在线上观看直播。

从气候难民到数字游民，从低碳生活到人工智能......面对“气候灾难”，公益能做什么？

平均每天有6万人因气候灾害流离失所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热浪、洪涝、干旱和台风等极端气候现象越来越频繁，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这也是本届影响力慈善年会为何要聚焦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近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这一现象不仅在科学数据上得到了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已愈发明显。”《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直言，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原有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它不仅威胁生态平衡，更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对弱势群体的生计构成直接威胁。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4）》显示，气候系统变暖趋势在持续，而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趋多趋强。

“人类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是足以毁灭人类的是气候变化和AI失控。”南都基金会原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

这一论点并非危言耸听。以中国为例，近年来的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2020年，东北地区半个月内遭受了3次台风冲击，在南方肆虐的气象灾害开始北上了；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打破了小时级降雨量纪录；2022年，高温炙烤全国，热射病成媒体热议话题；2023年，杜苏瑞台风引发京津冀罕见暴雨洪涝灾害，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也遭遇了最强的冬春连旱，引发森林火灾……

2023年8月5日，河北涿州，强降雨过后，一名男子拉着一个从建筑物中抢救出来的袋子。

2024年11月，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在有增温效应的厄尔尼诺事件推动下，2024年1月至9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约1.54℃，2024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专家给我们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如果气候失控提高2℃，阈值就‘不可控’，用什么方法都不行了。如果升温超过2℃，有研究说整个海平面要上升70米，这样北京就没有了，因为北京的海拔是43米。”徐永光说。

“气候变化不再局限于概念或话题，危机已经来临，气候政策和气候行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需要任何证明和背书。”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一级巡视员孙桢说。在他看来，目前对全球气候问题治理包括三个层次，即气候危机、技术进步、合作退步。地球系统若干个临界点将会被突破，在未来二十年内将出现升温的过程。气候极端事件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生，特别是人口密集、财富集中的政治中心地区。

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中，因为气候变化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且紧迫。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球有1.2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约3/4、即9000万人生活在受气候变化严重甚至极端影响的国家（如叙利亚、苏丹、海地、缅甸和埃塞俄比亚）。2023年，报告显示的45个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国家中，有42个也同时面临灾难性的流离失所，这极大削弱了各国的应对、保护能力以及在适应和增强韧性方面的投资。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理代表万瑞雅（Adriani Wahjanto）透露，在过去的十年中，气候相关灾害已导致2.2亿人次流离失所，相当于每天约有6万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

“其实气候灾难不会在哪个地区先发生，因为地球是一体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从节气变化、植物反常到极端天气频发，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了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破坏力。“气候变化已经转变为气候危机，正在演变为气候灾难。”

要突破公众无感问题

“所幸的是，我们一直在行动，正在以一种适应的态度、一种创变的心态，以更加有效、科学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曾晶表示，公益行动的重点正在从单一气候减缓扩展到适应与减缓并重，从传统的环保领域扩展到灾害救援、消除贫困、医疗健康、社区建设以及脆弱群体的全方位保护。

2024年12月，广东湛江，麻章区湖光镇蔡屋村利用光伏太阳能发电。

然而，一个尴尬的局面是，绿色、低碳、环保早已成全球目标、国家战略、企业责任，但对于公众而言，似乎依然是个遥远的话题。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53%，从我国碳排放结构来看，约有26%的能源消费直接用于公众生活，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占比超过30%。未来，居民生活消费是减碳的重点领域。相较于企业生产，个人的碳排放量虽然有限，汇聚起来却不容小觑。

低碳生活正成为一种潮流，但低碳的方式有无数种可能。国务院原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正在调研“数字游民”， “过去员工在办公室工作，疫情后学会在家里工作，现在最新的办法是随处工作，这种就是数字游民。”汤敏说。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46个国家对数字游民专门颁发工作签证。预计未来10年，将有10亿人采取这样类似“游牧”的生活、工作方式。

“如果世界上有10亿人这样工作，中国可能将会有1亿人像这样‘只工作，不上班’，低碳的同时，减少他们的生活成本，这将是未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汤敏说。

徐永光从消费角度，号召公众低碳消费、绿色出行、用脚投票、倒逼商业，他主张，公众参与到气候治理的路径，包括只购买低碳企业生产的产品，甚至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倒逼商业，“让企业知道怎样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去生产”。从技术上，则可以用AI科技解决排放问题。比如某地智慧农业，用AI技术实现污水零排放，用1/10的土地养出同样产量的鱼，清水养鱼又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一定要突破公众无感问题，公益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让公众参与。”徐永光说。

会上的一些细节，也充分展示了主办方的倡导和理念，可再生材料制成的会议物料，有奖回收的挂绳，可以种出植物的胸牌.....或许，一点小小的创意，就能让公众参与进来，带来更多的改变。

要跨界，而不是各自为政

围绕“气候变化下的新社会挑战与公益创新”这一主题，来自文保、自然保护、社区帮扶、技术研发领域的嘉宾从多个维度出发，跨界探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新路径。

气候危机的治理，离不开基层的参与，然而，在实践中，关于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往往让普通一线、社区公益行动者的参与感和主体性不强。

 “很多的伙伴也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社区层面、县域层面的一线行动者，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赋能，或给予主体性鼓励。”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李健强表示，公益组织往往被分为不同的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无论是服务老人、孩子、社区发展，都需要具备这样一种整体视角。

广东省惠州市“守护惠州海岸线，红树林修复行动”项目。志愿者种植红树苗。图/万科公益基金会

李健强在社区一线工作多年，从基层治理的逻辑出发，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目前主要的困境在于“少部分人在思考，少部分人在焦虑，少部分人在研究和想办法，而不是很多人一起参与”。他呼吁，让气候变化视角在一线公益行动者中主流化、日常化，也让所有一线的行动者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行动者带动更多行动者，这是气候变化行动应对的关键。”李健强建议，将气候变化或者相关背后的需求诉求进行拆解，嵌入到县域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之中，让他们的主体性得以成长。

“气候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环境议题，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弱势群体首当其冲，例如生计依赖农业‘靠天吃饭’的农民、需要照护的老人及流动儿童等。”中国新闻社原社长、中国慈善联合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新新认为，慈善公益需要从问题的系统性出发，打破传统“救急式”模式，通过建立长期性、适应性的项目来应对这些挑战。

孙桢呼吁制定气候慈善公益规划，在任务方向上更加侧重适应活动，更加侧重基于自然的方案，关注气候与健康，关注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支持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作。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副总裁葛燄表示，面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性挑战，不同领域的机构和组织都在共同的需求和目标下引入不同的资源，用多赢达成共建网络，可有效地调配资源，解决问题。伴随着这些议题的更新和公益解法的创变，公益慈善的运作模式也在发生很多变化，涵盖着资助模式、项目设计、机构治理、合作共建和成果评估的全面创新。

“面临气候危机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还是各自为政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共建式慈善方能破公共事务治理免于公地悲剧的困局，而其中信任构建至关重要。”金锦萍认为，技术进步为解决问题提供工具，提高了效率和效益，但如果缺失合作则无法解决气候危机这一极具公共性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而慈善组织的非政府性，让气候变化议题下的社会倡导得以跨越一些政治分歧和国界来进行。“解决气候问题，慈善组织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