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丽在清理村民偷偷放的捕鱼的地笼。 唐凌 摄影（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春1月6日电（记者刘伟）作为一名一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者，27岁的王春丽以前经常注意人与自然的现实矛盾。

2016年底，王春丽第一次进入吉林省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沙丘榆林、茫茫草原、蒲草苇荡、湖泊水域的自然景观交叠在一起，让她感到震撼，但同样让她吃惊的是保护区里人为干扰的严重。

“我没想到，一个保护区里住了这么多人，连丹顶鹤栖息地和珍稀植被覆盖的核心地带都住着人。”王春丽说。

向海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81年，是重要的候鸟繁殖和迁徙途中的补给站，总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横跨了吉林省通榆县的12个村。

目前，有15000余人在保护区内生产生活。2015年以前，在严禁人类活动的保护区核心区内，仍有30%的面积是耕地。

                                                     如今，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植被覆盖完好。 唐凌 摄影（新华社发）

向海的问题，也是中国多数自然保护区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如何妥善解决自然保护地内人为干扰的问题成为建立国家公园的关键之一。

近年来，吉林省经过研究，决定实施移民工程以破解生态保护难题，先后拆除房屋及窝棚248户，退耕还草6711公顷，政府给村民退耕的土地以补偿。

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老百姓还时常在核心区内捕鸟、毒鱼。“保护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这方面政府可以与民间机构合作，共同想办法。”王春丽说。

2016年底，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保护区和当地政府签订30年协议，在核心区内约100平方公里区域内建立了由桃花源直接管理、政府监督的社会公益型联合管护区——向海生态保护中心。

王春丽凭借多年学习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经验，成为中心主任。她上任的第一天就走访了村里的多家农户，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

“春丽他们经常来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老百姓都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了，现在就想整出点增收的好点子。”土生土长的向海人张学军说。

王春丽的团队一方面招募当地老百姓参与巡护工作，这样打击盗猎分子的同时可以增加就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在4个屯子教农户养殖小笨鸡，种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杂粮。

生态养殖要求整个过程不能用化学药物、不能防疫，但全程配有专家指导。56岁的张学军第一批买了500多只鸡苗，生活在自家6公顷的林地间。

向海乡副乡长王旭明说，民间机构的专业性和资金支持以及人员配备让这样的生态种养实验的推广成为现实。

2013年，中国提出“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投资生态保护”后，一批环保公益组织就开启了探索建设社会公益自然保护的新时代。

    2017年11月，23家国内外公益机构联合发起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 唐凌 摄影（新华社发）

   2013年，中国首个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项目在四川省平武县老河沟区域落地，覆盖了包括大熊猫等多种珍稀物种迁徙通道在内的110平方公里。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平武县政府签订了50年的委托管理协议，基金会承担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责任，支付管护费用。

经过几年的努力，保护区内不仅基本消除了盗猎现象，还通过发展生态“定制农业”，帮助保护区周边百姓脱贫。

大自然保护协会发布的《中国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发展观察2017》显示，中国目前社会公益保护地的试点多点开花。2014年，保护国际基金会与四川省崇州市林业和旅游发展局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管理鞍子河保护地。同年，四川唐家河白熊坪保护站管理处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携手共建共管白熊坪保护站，开发“巡护监测、科学研究和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站。

民间和政府合作的生态保护实践是中国布局绿色发展、探索建设美丽中国的缩影。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开始施行，包括大熊猫、三江源、东北虎豹、湖北神农架在内的10个国家公园试点。

“国家公园将改变过去自然保护区面积较小、保护对象单一或保护的生态系统不完整的局面，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新型自然保护体系。”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崔国发说。

然而，国家公园将覆盖比保护区更大的范围，也会遇到大量人口将要迁出核心保护区的问题。据四川省林业厅的估计，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仅四川省就涉及至少17万人的迁出和安置。

王春丽说，国家公园的建设也可以借鉴向海的模式，让保护区的保护实践与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让那些留在保护地内的老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力军”。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新闻客户端

原文链接：来自一线的探索报告：为了“美丽中国”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