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消灭污染，不是消灭污染企业， 而是让污染企业治理污染、消灭污染。”绿色江南主任方应君这样说。    以前的环保组织时常被视为政府、企业的“麻烦制造者”，他们盯着指标，测着数据，拍着照片，似乎总是在给政府和企业“找麻烦”。作为一个新生代环保NGO，绿色江南正在凭借其更客观、更理性、更专业的态度博得更多政府部门的认可。
    “我们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制造问题。”这已然成为绿色江南的伙伴们的共识。

扫除偏见，从打造专业团队开始
    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自2012年3月成立之日起，便致力于打造专业的环境监督调研团队。相较于过往只会曝问题、谈情怀的环保组织，同多方对话、出解决方案、推动信息公开、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以专业性冠名的新生代环保组织的必由之路，更是其有效参与环境治理的迫切需求。

    专业，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学者周雪光在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曾这样表述：“受我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和社会之间缺乏垂直网络，难以开展有效沟通。”而现代化环境治理最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展开积极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如此，冠以代表大众利益的环保组织，无疑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
    新时期，要想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政府与作为第三方的环保组织应该学会对话，而非对抗，因为双方都深知，对话所激发的能量是无限的，而对抗只能是把双方逼向“对立方”，而后渐行渐远，继续进入无限对抗的死循环。绿色江南一直在不断与各属地环保部门、企业展开有效合作。共向各地环保部门递交了200多份调研报告，直接撬动超5亿元资金用于企业污染治理与整改。绿色江南正凭借自身在环保领域的高度专业性和影响力，赢得诸多政府部门的认可与信赖，在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开始购买其服务，并在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畅通的对话机制。
    专业，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
    环保组织以前难免会存在囿于理论推论和难以洞穿实践的“认知瓶颈”，这也是一直被政府和企业质疑专业性的重要原由，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然有了很大转变，越发具有专业意识的环保组织凭借其专业性，开始在环保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绿色江南自成立之初，便始终聚焦于工业污染源的监督，机构现已形成一套专业的监督系统，根据各省监控平台和“蔚蓝地图APP”环境大数据的有机结合，运用互联网优势实时在线监督举报污染数据超标的企业，及时提醒和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环境风险。同时根据群众举报，有针对性地开展线下实地调研，并将现场问题发现结合污染物检测结果进行有效分析，而后撰写成专业的调研报告递交至各环保部门。从线上监控到线下调研，以事实为依据， 以数据为导向，意图合力助推环境治理和污染减排。
    专业，从开展“跨界合作”开始。
    被质疑是环保组织时常面临的“尴尬”，究其根本依然是非专业出身所带来的后遗症，对此，绿色江南正着力打造一支有着资深环境专业背景的独立团队。近年来，还开始为机构组建专业的律师团队和专家团队，共同从专业理性的角度参与环境治理，意在有效解决在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法规专业性等问题上的不足。
    同时，绿色江南正在助力打造一条多方链接、多元合作、构建信任的环保生态链，未来将逐步与品牌、银行、证券、保险等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金融、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领域的合作，合力共建大环境、大联合、大共治、大共享的大格局。

致力于覆盖全国13567 家重控污染源监督
    从盲点到聚焦，8年来，绿色江南始终以工业污染源监督为唯一着力点，充分发挥工匠精神，这也是绿色江南相较于其他环保组织的特殊定位，这样一个特殊定位意味着专注所带来的机遇，同样也暗含着“草根”出身所面临的风险。
被认为是“找麻烦”对于绿色江南而言是常有的事， 在推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成果被随意取而代之更是时而有之。
    日前我们发现，一则关于小米供应链“苏州毅嘉电子”达成622万元生态损害赔偿协议的新闻，悄然走热于互联网。报道指出，这是苏州市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其肯定了政府的推动作用，却忽视了环保组织这一重要一环。该环境污染赔偿案件实则是绿色江南历时3年时间对该污染企业长期调研的发现，并于2018年5月18日， 向各环保部门递交自行撰写的调研报告，案件才得以发现与查处。

环保NGO在推动环境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所付出的努力似乎没能得到所属环保部门的充分肯定，对此绿色江南主任方应君则表示：“社会组织就是要一心一意致力于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而我们只需要脚踏实地解决好遇到的每一个环境问题，余下的就静待花开。”
    2017年，绿色江南共在线监督举报了921家超标排放企业，其中有274家予以反馈，有37家违法排放企业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立案查处。2018年，绿色江南在重控污染源监督方面有很大突破，举报超标企业1579家，回复率达72%，有191家违法排放企业被环保部门分别勒令整改、行政处罚、立案查处。企业污染举报参考数据均来源于各省生态环境厅的实时在线监督平台。而这一系列数字产出都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之上，《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反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法律和政策始终是绿色江南践行环保之路的重要支撑。
    现如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环境治理已然进入攻坚期，而现代化治理模式势必提上日程，其核心是建立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模式，而就环境治理本身而言，广泛参与的前提是政府和企业能够予以充分的环境信息公开， 唯有信息充分的公开，广泛的参与监督才能得以实现。
    可喜地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环保部门和企业，正不断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习惯被公众监督，习惯与公众沟通，主动听取公众意见，敞开过往自我封闭的大门， 与环保组织走向共融合作。一个好的治理机制，一定是能去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助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环保组织“参与而不干预、帮忙而不添乱”的作用正在积极体现，政府部门也在积极转变给自己“找麻烦”的思维，充分考虑合作的共生性，让更多的第三方能够广泛地参与进来，这种思维转变所产生的的内生动力，对生态文明建设来说着实非常重要。

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只眼”
    当前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难题仍然是，在预防与治理的双轨交汇中，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如何摆正角色？
    昔日的环保组织往往习惯于依附在环保部门身后，希望以此获得政府更多关于环保监督方面的支持，究其原由是独立性和公益性的缺失，而这本质上有违绿色江南的初衷，以独立的态度服务于社会，一直是绿色江南不渝的信念。
    政府、企业、NGO从不是静态的相依或相离， 而是一个合作机制下相对动态的平衡。单就环保组织与政府而言，双方参与环境治理的大忌在于，一定不要主观意图很明确地去“激进对抗” 或“联姻合作”。最优的状态应该是永远保持在两条独立的平行线上，保持近距离共同向前却永不相交。“双方最好的关系是‘只谈恋爱，不结婚’”，方应君打趣地说。
    如今环保推进的高压态势下，环境治理牵涉着环保部门的权责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确实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显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人员编制不足是事实，但并不能成为推责的借口，“在监督中服务，服务中监督， 环保组织作为污染监督的‘第三只眼’，为的就是帮助政府和企业有效识别环境风险，推动环境治理走上新的台阶。”方应君坦言。甚至可以说， 在环境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体系里没有哪一个角落可以逃脱“转型”中的负重，而有效的合作无疑可以帮助减少治理过程中的成本。环保部门负重，源头究竟在哪儿？一方面这是我们国家治理转型到了这个阶段，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不光是环保部门负担重，而是整个环境治理体系都在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则是部分环保部门思想和理念上仍处于保守态势，尚且未能以足够开放的心态去拥抱“新世界”，总是觉得环保组织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作为环境治理的主导者，与其坐以被动，不如主动放开胸怀与环保组织充分展开合作，为共同的目标打造环境治理新天地。
    一个好的体系，应该是让每一个层级、每一个位置即监管主体政府、责任主体企业以及监督主体环保组织，各方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治理能力。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只眼”的环保组织，正温和而有力地踏入公众的视野，随着其在环境治理中作用的逐渐凸显，社会也开始给予环保组织以更多的角色期待。
    以绿色江南为代表的新生代环保组织，正进行着将核心竞争力从“情怀”到“理性”的延伸，进行着影响政府环保部门习惯接受公众监督的理念， 进行着撬动污染企业治理污染的大门，进行着影响更多环保组织、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努力。

文章作者：绿色江南-郭雪萍文章来源：中华环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