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玲，社会企业Upbeing创始人

清晨的阳光像一双巨大的手，将笼罩着原始山脉的白雾轻轻拨开。潺潺的溪水在田舍间蜿蜒流过，沿途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个头还不及锄头高的男孩，已经将耕地的把式学得有模有样；电动三轮车载着一群孩子“嗡嗡”地驶过，他们准备去慰问村里的老人，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活动方案；小画家们给村里的红砖房画完新的涂鸦墙，将花花绿绿的手印按在白色的T恤上，自豪地喊道：“高级定制！”

这是广东汕尾的莲花禅谷，Upbeing（原心教育）正在这里开展第四个社区学校的实验，此前他们已成功开展了三次实验，包括将上海的两个空间转化为学园，以及藏区的一个生态村实验。在这里，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导师们的指导下，亲自设计他们心目中的新式学校。吴秋玲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也是这家社会企业的创始人，从2012年起，她行走于世界各地的生态社区，试图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方式，而孩子正是营造生态社区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2018年2月，吴秋玲团队在广东汕尾与学生尝试共建自然学校。

“其实我在中学有过厌学的阶段，甚至到了因病逃学的地步。”吴秋玲说。那时候她被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所吸引，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质疑：“为什么体制内的学习带来这么多的恐惧？自由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学生来决定学校是什么样的？”在老家泉州，她从小跟着学佛的母亲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例如给工厂中的流动家庭捐衣捐物，但当她看着原本清澈的河流，因为附近服装加工厂的乱排乱放，变成了“黑龙江”和“牛奶河”，她感到自己需要做得更多。

“改变世界”的念头在吴秋玲的心里扎了根。2009年，上大一的她接触到华德福教育，发现原来还有更多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参加了创行（当时叫SIFE），并通过埃塞克(AIESEC)的国际志愿者项目，跑去印度浦那支教了一两个月，2012年下半年又拜访了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生态村，在那里学习了朴门永续(Permaculture)的设计理念，并第一次接触到“生态社区(Eco Community) ”的概念，她意识到这是加速改变世界的关键词之一。

吴秋玲在泰国参与盖自然建筑

2013年，吴秋玲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始了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来自加拿大的社会企业，彼时刚落地上海不久，着力于培养青少年的国际领导力，曾有不少海内外明星为之站台。他们的工作是带中学生到世界各地的贫困地区做社区建设，从肯尼亚、厄瓜多尔、印度到国内的农村。这些孩子往往家境不错，但并非都是心甘情愿来参与的，有一次在肯尼亚，一个男生当面抱怨道：“为什么不让我在家打游戏？我一点儿都不想参加这个活动，是我的父母逼我来的！”这让她开始反思：整个项目设计是否能结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虽说学生通过领导力培训拓宽了视野，但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和社团中，如何才能带去切实的改变？

带着这些疑问，五年间，吴秋玲逐渐从社会企业转向环保类的公益机构，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工作之余，她也以志愿者的身份，活跃于大地之舟（Earthship）、女性独立影展、上海茶修班、慈善音乐会等公益项目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经历，让她逐渐意识到，生态社区的营造并非只有自上而下和社会组织带头这两种方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水涨船高，他们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如果能调动公众参与自治，关注社区自组织中每个人的个人成长，同时满足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现有的社区群团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从赋能到将权力归还公众就变得越发重要。

吴秋玲团队的愿景

2017年5月，吴秋玲在上海创办了社会企业Upbeing，从中小学生和老人群体这两个相对弱势的群体入手，带领学员做社会创新方面的项目式学习，并将部分营收用于推动生态社区的公益机构UpSociety（生态协力社）上。同时，她也计划整合两到三种组织形态，来推动线上平台“行动村”的建设，这是一个普惠、开源并具有包容性的网络，以城乡融合为目标，为贫困地区的人群赋能，推动当地生态村的建设。

同年8月，吴秋玲带着两名Upbeing团队成员，一路跋涉前往海拔2200米的川藏高原，那里的丹巴腊月村居住着最古老的藏族支系——嘉绒藏族，至今保留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包括藏秀、藏寨、跳锅庄、嘉绒藏语等，但随着汉化的加深，锅庄的舞步正在变得陌生，而美得令人惊叹的民族服饰，也只有年长的女性才会每天穿着。

四川藏区的丹巴腊月村 

在灯光昏暗的土坯房里，吴秋玲组织大伙儿召开了一场特别的村民大会，参会的多元利益相关方主要是学生，也有当地合作社、老人和女性，有些人的汉语不太流利，但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我们的职业选择，只有公务员、老师、医生和外出打工做苦力。”“来这儿旅游的人乱扔的塑料袋，牛吃了会死，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我们种的花椒再好，没有销售渠道，只能贱卖给那些商贩，任他们宰割。”“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丢失了。”

吴秋玲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宣布，她的团队是过来帮助他们“建设生态村”的，对大部分村民来说，这个目标太抽象了，不如先让他们打开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有了改变现状的想法，再引导他们去接近目标。她发现，虽然村子里有不少问题，但这里的村民有种惊人的凝聚力，一户人家造房子，全村人都愿意跋山涉水过来帮忙，而且分工明确，效率特别高，这比城里人说的“共创”精神还更加实在和接地气。

村民大会合影

大会上的讨论让村民们的愿景变得清晰起来：老一辈父母不用远赴他乡做苦工，村里的农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村里不再有垃圾，不再有死牛，美丽的嘉绒藏族文化能够被被年轻一代传承下去……“把腊月村建设成一个更美好的生态村”，他们的诉求也正是吴秋玲团队的初衷。

会后，当地的8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了生态村建设小组，在吴秋玲团队的指导下开展行动学习，趁热打铁地提出了“花椒计划”，即绕开中间商，通过线上众筹的方式探索新的销售渠道。村里曾当过教师的四爷爷帮他们写文案，会画画的大婶帮他们画简单的外包装图，因为没有4G网络和电脑，他们必须下山找网吧，通过城市的引导员远程指导，一步步完成网络操作，并很快实现了众筹目标。

腊月村的学生们

众筹成功

“我们的目的是先模拟行动村搭建起来后社区众包的场景，来共创一个项目，证明弱势地区的学生和村民也可以有效自治，赋能和协作比捐学校也许更有意义。这其中，以当地力量的参与为主，从眼前能做的事情做起，在行动中建立自信。行动过程着重在创造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与当地文化进行结合。”吴秋玲认为，这次众筹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上海建立好的社群网络，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共创关系，大家以购买的形式支持当地社区，在众筹成功后，设计师志愿者Tony承接了设计包装的任务。“我们的成就感不是来自项目的成功，而是围绕个人的成长，项目的失败本身是允许的，而个人的反思与自我迭代更加重要。”

自Upbeing成立以来，由学习者发起或参与的项目已达到493个，包括环境与健康、文化艺术、优质教育、弱势群体赋能、动物保护和社区营造六个方面，涉及20多个地区和城市（包括一些国际项目，跨国学生基于全球议题行动学习），直接受益人群超过1.5万人次。2018年，吴秋玲拿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创绿家项目的20万元资金，用于他们酝酿已久的线上平台“行动村”的搭建和生态社区教具的设计及社区创新教室的建设和复制等。

2018年初，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其中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十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五个社区社会组织，并将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吴秋玲说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社区能够提供很多机会，并且可复制性强，通过社区来撬动社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愿景，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比较接地气的路径。她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其中，这个过程本身既包含了激发个体的潜能、通过集体影响力参与社区改变，也包含了隐藏的那条线：把权力还给公众。

“以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是英雄，但现在的英雄是一个社区，一群人是一个英雄。”她坚定地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创绿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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