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企业做公益就是捐钱、捐物资？这种传统的公益观被很多人认为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我们很难说这么做就是错的，只不过，在现代公益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时，企业做公益完全可以换一条路子，要认真去思考企业与公益团体在资源、专业与社会角色全然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对方、如何对话，以促成更多的合作？台湾见性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王俊凯就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另一条路子。

本文来源：CM公益传播（ID：civicmedia），已获授权。文章略有删改。

△ 新竹物流与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合作“好书共读”计划，在全台设立超过 250 座爱的书库。图／新竹物流官网

我在担任见性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任内，同时也在新竹物流（以下简称竹物）担任 CSR 总监 5 年。

我认为，新竹物流的 CSR 发展算是台湾的特殊案例，在那之前，CSR 业务通常依附在某个部门之下，有些摆在人资部门，有些则是公关部门，这可以看见一家企业对于 CSR 的看法与想像：摆在公关部门，代表企业认为 CSR 是一个公关行为，必须有征信与媒体露出的过程。这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各企业看法与经营手法的差异。

然而，竹物当时以“单独设立 CSR 部门”的方式运作，当时竹物的营运长表示，平时常常很多公益团体（NGO／NPO）对竹物提出募款邀约，竹物确实也参与了许多捐款、公益行动，他却不知道除了捐款，要如何更清楚的描绘到底竹物“做了哪些事”？

这很有趣。企业在它的本业中，通常相当擅长规划，而且也很理性，捐款对他们来说，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事。然而，当捐款要常态化、长期经营时，企业当然也会思考如何有策略的回应社会需求，不能只是说“我们在做好事”。

因此，营运长找我协助 CSR 部门业务，一方面盘点竹物过去的捐款行动，一方面评估 NGOs 的募款邀约并给予回复。

△ 图／rawpixel @ unsplash

如何让公益和自身业务结合起来？

我在当时也累积了许多与 NGO 合作的经验。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方案是与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台湾阅读”）完成好书共读的“爱的书库公益托运”计划。

当时台湾阅读深信班级共读好书的影响力，便有个共读计划，各乡镇的老师只要愿意向台湾阅读借书，他们便会以班级为单位、将一箱箱书籍送到固定的据点，各班级老师再亲自去据点搬书，听说有些老师怀孕了还得去搬动 7、8 箱书，虽然听起来的确非常动人，很适合作为募款的好故事，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系统。你可以想像，它可能过几年就营运不下去了。

这时候，就是竹物可以参与的关键，因为物流、运送就是竹物的“本业”。我们将全台物流系统导入台湾阅读的借阅系统，由司机将 A 老师的书送到班级，当这些书下个月轮到 B 老师的班级共读时，再由司机到 A 老师那边取货，运送至 B 老师的班级。

整个借书、还书的流程变得更顺畅，此外，每一箱书都算一件货物，司机们也不需要为了企业的行善行动额外加班、加重工作，竹物的司机在日常送货过程中就也可以完成善行。

这样一来，我们的每一台货车永远有一部分在执行公益，司机的生活也是，而对竹物来说，我们所捐的，就是这一整套系统，在保障司机薪水照旧的前提下，竹物支付每一箱书的物流费用，它也许不是一笔直接捐赠的钱，但每一年下来的运作也需要几千万。

比起直接捐赠一笔钱，这个系统可以长远、永续的运作，即便我已经离开竹物 2 年了，这个系统也不会停止，如此，它就是在为我与企业期盼的未来出一份力。

△ 爱的书库计划中，新竹物流将好书运送全台，为班级共读出一份力。图／新竹物流粉专

你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企业关注的重点

当时，我以 CSR 执行长在规划竹物参与的公益角色时，一直不断思考“什么样的事情非竹物不可？”如果非竹物不可，我才要参与。

一个公益计划中，假设参与合作的企业团体换成“XX 银行”、“oo 集团”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话，代表这个行动不是竹物的特色、不是竹物的本业；而对 NGOs 来说，他看上的也不会是我的专业与特色，而是“捐款本身”，就像很多 NGOs 其实不了解企业是谁，只是寄送公版的募款信件，看谁会回应。

也因此，很多企业与 NGOs 的合作才会成为一次性的捐款行动。我认为，企业与 NGOs 要诚实的面对彼此真正的需求，并不断沟通。许多 NGO 在与企业往来、邀请捐款时，常常强调企业可以透过公益行动增加好的形象，事实上，企业经营形象时，通常花费很少的比例在“做公益”，也就是说，企业根本不认为做公益是建立形象的关键。这样的过程，显示了企业与 NGOs 互相解读有误，也少有人深究为什么不能长期合作，这很可惜。

竹物当时也与台湾阅读时常沟通、确认彼此的需求。他们也问我：“执行长，你说你们不要开记者会、也不要请媒体，那竹物要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群竹物最多、也最重要的司机，我们不是不要形象，而是将形象的尊严放回司机身上。

△图／新竹物流粉专

用本业做公益，在日常工作中完成善行

司机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我们很容易想见，在这升学主义社会中，这群司机小时候的学习、受教经验大多不是太好，但在这个共读系统中，他们却是最重要的灵魂角色。我告诉台湾阅读，我不要记者会，但我希望司机们可以感受到尊严，因为共读的最后一里路，是司机们建构出来的。

经过一番讨论，后来台湾阅读与学校在每年的教师节前后，会为司机举办“另类教师节”，目的是邀请老师、小朋友一起感谢司机们，形式相当多元，有洗脚、送卡片等。第一年有非常多司机掉眼泪，只因那是他们人生中少有的、受尊重的经验，我希望在司机的服务过程中，可以慢慢体认到送书也可以是他的事情，而非为了公司形象额外付出的劳动。

此外，我们也在每年的圣诞节为司机准备 30 元上下的小礼物（这金额不能多，多了会产生彼此的心理负担），再请司机带到学校赠与小朋友们，让他们双方形成良好的互动。我们曾经送过必须自己动手组合的小型万花筒、3D 立体画作等，孩子们也会挖空心思在隔年的另类教师节与司机互动，让书箱运送的过程越做越有趣，也让新竹物流在本业中完成一件公益行动。

△ 图／【爱的书库】财团法人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粉专

让组织自己设立 KPI，但共同检视与优化

很多企业捐赠后，NGO 会为这样的善行举办记者会。但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记者会可以带来什么，像竹物这样的合作，竹物本身得到的是大家能开始对企业有不同的想像，不只是民众，也包括我们的员工、合作的公益组织、受益的老师与学生等，让大家去思考企业与在地的关系。

所有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起面对共同的问题，例如如何让阅读更好、如何最佳化我们的系统，这是一个互相的过程，这样的合作、公益行动才有道理，而不是交换。单纯交换的话，总有一天会分手。

在与台湾阅读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给予彼此很多空间，例如让台湾阅读自行设立绩效，也就是所谓的 KPI，比如说每一年要达到多少的借书量，或是全台湾的老师要有多少比例固定向台湾阅读借书，因为组织最了解状况，我们让组织自己决定 KPI，当成效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再来商讨到底是设定的标准不符现况，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升成效。

例如，我们曾经以免费讲座的方式，鼓励借阅数最多的老师，即便他的班级在遥远的屏东郊区，我们也会将专业讲者送过去演讲，当时学校其他老师与同学都很羡慕，也会询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康”、要怎么样借书，如此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

△ 图／Alfons Morales @ unsplash

让系统有效运行比在哪办记者会更重要

对于那些没有借书，或渴望资源的老师，我们也会询问他的需求，如果说一个系统已经这么方便，为什么他不想借？倘若是竹物不够好，那我们可以努力，但如果是老师自己缺乏动力、连免费的资源都不想尝试使用，那我也不会给他额外的社会帮助，毕竟这个书箱运送的方案，已经是竹物在纳税之外额外做的社会参与了。

我认为这也是企业端、公益组织端与使用者端之间，一个良好的社会竞争关系与社会对话。我们互相挑战，让这个善的循环成为一个可以永续、参考的模型，它所带来的愉悦感与效益，更胜于讨论记者会要办在哪里、看板要多大。

△ 图／Pavan Trikutam @ unsplash

我认为 NGOs 与企业若想积极且有效益的合作，往往缺乏了“语言”这个要素：我们每个人都只讲自己想讲的，很少人去思考、理解对方想听什么。我所看到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们的责任是“把每个人的天使找出来”。不是说企业都是魔鬼，我也不相信每个 NGO 工作者都是天使，我们要建立的是天使与天使的沟通。

因此，我也认为，所有的事情，要是没有促成合作，那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对方的语言，当你认为所有的沟通是因为没有找到对方的语言时，那你就有机会、有理由继续努力。像我喜欢谈“模型”，那是因为我认为企业听得懂，我也鼓励 NGOs 好好把“架构”谈好，而不只是说一个令人感动的方案。

这个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得不顾风险的去冒险、挑战，执行一些对社会良善的事情，那就是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而我的使命，是成为这些人的后盾。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善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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