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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近日，知名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下称“IPE”）发布题为《被外包的责任？化工巨头如何回应致命爆炸》（下称《外包责任》）的报告，指出：今年3月21日响水爆炸案发生后，各方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善后和整改，但从涉事企业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天嘉宜”）购买化学品原材料的许多品牌企业却保持沉默，这其中或涉及杜邦、科莱恩、默克、巴斯夫等全球化工和制药巨头。

承担供应链上的环保责任，是许多知名企业提升其品牌形象的方式之一。杜邦公司在官网上对可持续发展就有所承诺：“杜邦致力于对人类健康和我们的产品在整个供应链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地评估和了解……我们与供应商、运输商、分销商和客户紧密合作，以实现恰当的产品管理和有效的法规实施。”

IPE主任马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品牌价值意味着核心价值，加之公众越来越关注绿色环保，这类知名企业很重视、也很擅长建设品牌的绿色环保形象，做出了不少环保承诺，比如推动与供应商共建绿色供应链。如果这些承诺只是一纸空文，那就意味着对消费者的不诚实，对于那些履行承诺的企业，也是不公平的。”

杜邦、巴斯夫、科莱恩和默克，

巨头们是天嘉宜的客户吗？

《外包责任》指出，由于涉及商业机密，大多数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不甚透明，追踪其供应链信息相当困难，“但多重信息来源表明，天嘉宜的品牌客户可能涉及全球化工巨头杜邦、巴斯夫、科莱恩和默克。”

这份报告援引第三方平台的信息指出：一、2014至2019年间，天嘉宜向杜邦提供了约50批次、350万公斤的间苯二胺，最近几笔交易发生在2019年2月和3月；杜邦29.3%的海外供应来自中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二、默克从天嘉宜采购三羟甲基氨基甲烷。三、响水爆炸案发生翌日，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七彩公司”）发布公告，称天嘉宜是其多种原料的供应商；七彩公司在2019年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其主要客户包括巴斯夫和科莱恩等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在响水爆炸案发生前，天嘉宜就有诸多与环境、安检有关的不良记录。 2013年至2018年，天嘉宜因环境违规，至少10次受到政府部门处罚，仅在2018年就被处以3次罚款。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2018年2月发布的《关于督促整改安全隐患问题的函》显示，天嘉宜在当年1月的检查中被发现存在13项安全隐患，包括构成二级重大危险源的苯罐区、甲醇罐区未设置罐根部紧急切断阀等问题。

IPE工作人员指出，这些不良记录可以通过政府公开信息或“蔚蓝地图”APP等第三方数据平台轻松获得，但相关品牌企业“视而不见”。

随着天嘉宜的关闭，这些企业不得不与其终止采购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供应商更加环保安全。 

《外包责任》指出，杜邦、巴斯夫疑与另一化工企业浙江龙盛集团（下称“浙江龙盛”）存在采购关系。响水爆炸案发生后，浙江龙盛仍有安监方面的不良记录。

在今年4月的危化品安全生产检查中，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对较典型的22家重大事故隐患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其中包括浙江龙盛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鸿盛”），并要求浙江鸿盛在5月30日前完成整改。

4月22日，浙江龙盛发布公告称，浙江鸿盛已按相关规定全部完成整改。

次日，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通知，称浙江鸿盛“在既未真正完成全部隐患整改，也未按照程序申请验收和销号的情况下，就对外发布涉重大事故隐患已整改完毕等内容不实的公告，既干扰正常的监管工作，又误导社会，引起一些不良影响。这表明少数企业吸取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事故教训不深刻，对安全大检查工作不严肃，对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不认真不扎实”。

马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外包责任》的调研过程中，前述4家品牌企业对相关问题大体采取回避态度。IPE工作人员说：“没有任何一个品牌企业表示将改善有缺陷的供应商管理机制。4家品牌企业中，仅有默克公司表示有意愿探讨对二级供应商天嘉宜的责任。其他化工巨头均以‘天嘉宜并非其直接供应商’为由，试图否认与天嘉宜事故有任何牵连或责任。”

天嘉宜、浙江龙盛等企业是否确为这4家国际巨头的供应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拨打杜邦公司的媒体联系人电话，并在语音留言中提出了采访需求，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记者拨通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电话并提出采访申请，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默克的一位公关负责人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但未回答天嘉宜公司是否是其供应商的问题。

巴斯夫对采访表现出相对积极的态度，但没有正面回答天嘉宜是否是其二级供应商的问题。一位公关负责人表示：“天嘉宜不是巴斯夫的直接供应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巴斯夫的供应商，关于我们向其采购的主要产品，据我们了解，七彩化学生产的这一产品不采用天嘉宜提供的原料。”与浙江龙盛是否存在采购关系，巴斯夫尚未答复。

依靠品牌企业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

可带动整个产业链

“很自豪连续第四年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排名第一！”这是苹果公司CEO库克在2017年10月13日用中文推送的一条微博。苹果公司在此后的2018年度排行榜上也蝉联第一，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得到多方认可。

这样的认可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

马军介绍说：“在中国，早期对供应链的关注是从劳工问题开始的。2011年，多家NGO组织联合发布了两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披露了苹果公司在华上游供应商违规用工、生产线污染的现象，还涉及著名代工厂富士康。两份报告引起媒体关注，因此得到政府重视，期间对一批企业进行了整顿。此后苹果公司与环保组织合作，重视起产业链上的环境问题。”

“苹果公司态度发生转变后，我们也注意到，大型知名企业在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方面有很大能力和促进作用。”马军说，“如今，苹果公司已解决了大量供应链上的问题，不仅包括厂区内的环境污染，还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河道的重金属污染，并且不断关注更上游的企业，比如对危险废弃物的处理。”

生态环境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介绍，世界供应链的中心在中国，不管是原材料进口，还是产品出口，中国均居世界第一。“在中国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位官员还表示，光靠政府一家一家去推动企业环境整改问题，事倍功半，依靠核心企业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则可带动整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包括制度和执法的完善，倒逼在华企业越来越有建设绿色供应链的内在动力。

2017年，上海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下称“界龙拉丝”）由于存在环保问题，被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政府要求停产。从界龙拉丝采购材料的德国知名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舍弗勒集团因此受到影响，其大中华区CEO向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浦东新区政府、嘉定区政府发出的紧急求助函，请求允许界龙继续为其提供3个月的冷拔钢丝服务。

求助函在网上曝光后，舆论哗然，尤其是信中所提300万辆汽车减产和3000亿元产值损失等数据，被外界认为舍弗勒有“用污染经济要挟绿色发展”之嫌。

事后，舍弗勒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现已调动全球资源妥善处理供应链事宜，目前对主机厂整车生产影响可控。”

在马军看来，舍弗勒供应链风波算得上一次标志性事件。“无论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维护品牌的绿色形象，还是说环境风险，本身都是虚的。在这次风波中，我们看到政府对污染型企业的严格执法，会给供应链带来直接影响。那么对于下游企业，过去的环境风险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商业风险。”

马军还说：“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往往是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如对他们施加责任压力，他们也最可能找到更多建设绿色供应链的创新方案。”

事故面前，巨头们盛名难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杜邦、科莱恩、默克、巴斯夫4家企业的官网，发现均有提及绿色供应链的内容。

以默克公司为例，其通用采购条款中有这样的表述：“默克在实施其商业行为时遵守国际公认的环境、劳务和社会标准。同样，默克希望其供货商能够遵守同等的标准。如果发现供货商违反了该等标准，默克保留终止与相关供货商的所有采购合同/订单的权利。此外，默克要求供货商向其自己的供货商敦促推行相关环境、劳务和社会标准。”

IPE工作人员却认为：“杜邦、巴斯夫、科莱恩、默克在全球都以其‘责任关怀’而声名卓著。但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故，我们遗憾地发现，这些巨头中多数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尽职调查、合规要求以及不能解决严重违规问题即取消订单的对应措施，仅凭一纸供应商行为准则，很难有效管控生产过程的风险隐患。”

品牌企业履行绿色供应链承诺，如果要对上游供应商有所约束，订单是其核心武器。

《外包责任》写道：“这需要他们在采购政策中明确供应商必须符合安全和环境法律法规，确认出现超标违规的供应商整改和披露，并奖励那些超越合规，实现节能减排的供应商。反之，如果品牌客户在采购中只看价格，违规工厂依然有资格获得订单，那么品牌企业就将助纣为虐，成为不负责任经营的‘动力来源’”。

面对《外包责任》提出的质疑，杜邦、科莱恩两家公司未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

巴斯夫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与其他跨国化工公司共同发起了‘携手可持续发展’项目（下称TfS），从而提高整个化学供应链的可持续性。TfS 的目标是实现全球供应商评估和审计的标准化，以评估和改进可持续的采购行为。成立以来，22家成员公司总计开展了3767项可持续发展评估，其中包括初步评估和跟进调查。2018年，我们共开展了358次审计；同样基于TfS框架，逾200名供应商参加了在上海的可持续发展培训。这一举措能帮助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乃至整个化工行业改善可持续表现。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有关评估和审计，并为此制定了清晰的目标。”

默克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默克对此前发生的爆炸感到沉痛。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报告，并已经开展内部调查。默克一直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审计，并根据审计和调查结果不断改善供应商管理。请给我们一些时间，环境、安全和健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马军看来，纺织、IT等行业近年来在绿色供应链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作为环境高风险的化工行业，“如果龙头企业不能积极转变，很难指望这个行业发生改变”。

绿色供应链建设本身有诸多困难，比如成本控制，标准制定和产业链上的企业衔接，供应商名单也可能涉及商业机密。

但随着绿色供应链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一些品牌企业也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寻求突破。2017年，佳能（中国）战略总务本部总经理今川贵司和戴尔全球采购总监何志章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并介绍了他们的一些经验。

今川贵司说：“日本的行业团体先在内部进行商议，根据各项指标，制定一个共同的绿色标准。那么供应商只需要按一个标准，就能给行业内的多家公司供货，降低了供应商与企业的沟通成本。”

关于供应商名单，何志章说：“这往往涉及商业机密，包括企业的法务部门也会提出一些建议。但这也是一种趋势，戴尔在这方面比较积极主动，公开供应商名单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就目前而言，我们也没有遇到纠纷。”

企业推动绿色供应链，其中一个优势在于有商量余地。何志章说：“我们采购时已经把环境成本算进去，供应商在这个价格下理应提供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但如果我们要扩大生产，考虑实际情况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包括价格也是有商量余地的。”

编辑 | 贺   诗

编审 | 张   伟

版式 | 刘屹钫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