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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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的城市居民认同“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但超过半数表示“别人都不做垃圾分类，我也就随着大家不做，形成习惯了”。

上述结论来自于《2018年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废弃物减量、分类与再利用》调查报告。201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和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在全国17个城市做了问卷调查，内容关于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分类行为以及不同城市的信心指数，样本量为 3627，覆盖102个小区。

2018年12月17日，零点有数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中心副总经理赵雷介绍了调研结果，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社会组织和市场调查公司的不同与会专家对城市垃圾分类发表了看法。

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垃圾分类而言，近四成（39.7%）受访居民表示国家层面垃圾分类的宣传“不太有效”或者“完全没效果”；同样，近四成（39.5%）受访居民表示社区层面的宣传也“不太有效”或者“完全没效果”。此外，调研人员用20种生活垃圾来测量居民分类的正确率，结果显示平均正确率为27.7%。

“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其实很难做，因为从公众认知角度来说，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已经足够高了，但从实操层面如何落地，比较困难。”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说。

事实上，城市垃圾分类已推行多年。早在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8个城市名列其中。数十年过去，生活废弃物管理仍然面临从前端到后端的种种问题与困局。

此次调查结果也揭示了几个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减量的因素：尽管限塑令施行10年，仍有91.1%受访居民表示城市超市普遍会有偿或无偿提供超薄和环保塑料袋；人情消费观使得过度包装难以避免，42.1%的受访居民表示，虽然能够意识到包装不环保问题，但出于人情考虑仍然会购买。

另外，在各类生活废弃物中，城市居民对快递和外卖衍生废弃物减量的信心度最低。其次，居民对一次性纸杯、一次性纸巾、瓶装水等产品依赖性较高，减量难度较大。

经济考量也是垃圾减量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对于厨余垃圾减量，此前已有创新尝试“净菜进城”政策，即蔬菜原产地对毛菜根茎黄叶就地剔净，从而减少包装垃圾。对此，大多数受访居民表示应大力提倡“净菜进城”，但相对于净菜比毛菜的溢价，受访居民能够接受的心理预期是10-15%，而目前市场上净菜的平均价格至少高出30%左右。

“垃圾分类不会再增添生活的便利性的，一次性用品可能会带来一些便利，但要求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可能会让居民生活变得不便利。”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表示：“这可能是接下来要碰触到的真问题，对于不便利性的接受度，接受弹性如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丁表示，如果没有好的激励体系或者监督体系在起作用的话，垃圾处理问题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公地悲剧。“因为不分类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就可以不分类。”

“并不是说’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就可以真的担当责任。如果仅仅是在道义上要求居民做个绿色环保人，而没有给他一些列的安排，这个责任是很难体现的。”贾峰表示：“一定要建立一个从教育到意识，再到行为落地的体系。”

中国也有一些如何进行强制分类的政策探索。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主要目标为到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确认将于 2020 年底前，在46个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不过，对于强制分类，贾峰表示，除却对居民的调查，还需对城市垃圾处理者与管理人员更为细致的调研。“像台北那样实施强制分类，由此可能带来一些管理成本，比如目前的管理人员够吗，不够的话通过增加编制来实现，还是通过第三方公司来实现？再比如现在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垃圾收费了吗，敢收费吗，收多少合适，都需要调研。”

此外，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表示：“可回收物垃圾分类很多时候是一个经济行为，因为可回收物可以卖钱，因而比较容易。但干湿垃圾分类实际上是没有经济行为的，所以更难。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都投入到了高附加值的可回收垃圾上，是有点跑偏了，应该更多关注低经济价值的干湿垃圾，比如厨余的处理。”

本文转自”界面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jiemian.com/article/2714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