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保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建立有20万红树林家庭成员的捐赠人网络

  (呈现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社会资源研究所“十问资助者”第9个访谈。访谈时间2014年11月下旬。)          闫保华,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因为相信公众参与和支持对环境保护的意义与影响,这家由30余位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注册

 


(呈现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社会资源研究所“十问资助者”第9个访谈。访谈时间2014年11月下旬。)

 

       闫保华,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因为相信公众参与和支持对环境保护的意义与影响,这家由30余位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注册为公募性质。她认为,面向公众募款,除了为基金会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非限定性资金来源,更是为了培养一个对滨海湿地议题持续关注、特别有黏度的支持者群体。目前,基金会实操项目、小额资助和参与式资助并用,合作伙伴涉及保护区、科研机构、国际和本土NGO、以及志愿者组织。

 

       1.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闫保华: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内唯一一个位于城市腹地的保护区。最近,我们在推动与福田保护区、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进行三方合作,更好地促进整个深圳湾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这样做的原因其一是,福田保护区和米埔保护区(香港渔农署委托WWF香港分会托管)属于同一片生态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关联非常多。其二是,米埔在湿地保护方面已有3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保育和公众教育经验,而国内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思路还是“关起来”,但对于湿地这样的保护区,光是减少外界对其干扰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例如调节鱼塘水位以适应鸟类在不同时期对水面的需求。同时,也需要通过专业的自然导览和中小学生环境教育等方式让更多的市民深入了解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支持自然保育工作。深港已经有了很多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但在生态保育方面的实质性合作还很少。在合作中,我们主要承担整合社会资源的角色,WWF香港提供技术支持,而福田保护区则是合作项目的主要的牵头者和管理方。

 

       此外,我们与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合作发起“守护中国海岸线”项目,进行海岸线垃圾的清理和监测。启动仪式当天有21支队伍、600多名志愿者参与清理垃圾,并填写数据记录卡以做垃圾构成数据统计和分析。光清理垃圾的话是清不完的,我们一方面希望参与清理的人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行为改变,为此我们也会持续支持这些清滩队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在社会各界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的海岸线垃圾检测网络,收集、整理海岸线垃圾数据,为政策倡导、公众参与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奠定数据基础,从根源上减少海岸线垃圾。

 

       之所以关注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红树林湿地本身就受到海岸线垃圾的影响。红树林根系发达,容易拦截垃圾,这将严重影响幼苗生长和呼吸根发挥作用。这个项目属于参与式资助,即我们会与合作伙伴一起探讨项目设计,在执行过程中也会进行一些协助,比如贡献其他社会资源和传播平台。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闫保华:目前我们正与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谈保护广州最后一片原生态红树林湿地的合作。这家组织成立于2008年,前身是大学生绿色营•广州活动小组,一直关注广东省的自然生态议题,推动省内的自然教育和自然保育工作。去年我们通过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支持了他们在雷州半岛针对捕鸟行为开展的“粤鸟行动”。近期我们了解到广州还有最后一片原生态的红树林,目前在探讨支持他们在当地做自然保育和自然教育的工作,属于更为深度的合作,参与式资助。

 

       我们开展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项目是为了资助民间环保组织和行动者开展滨海湿地领域的生态环境保育。目前关注滨海湿地的机构还比较少,整体能力相对还比较弱。我们小额资助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对那些尚未成型的组织,进行培育;二是引导那些已经成型的组织关注滨海湿地保护的议题。另外,不同于参与式资助,在小额资助中,合作伙伴在项目运营、管理方面充分自主,我们仅仅是通过议题范围来做引导,而参与式资助可以理解为与伙伴的深度合作,基金会还会配置除资金以外的资源和人力投入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闫保华:我来基金会的时间并不长,很多事情能有进展都是理事会和秘书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闫保华:也不能说是无力或者无意义感。我之前在美国的一家基金会工作,而红树林是本土公募基金会,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多元化的,很多地方我还需要学习。

 

       5.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闫保华:公众筹款。红树林基金会是由30多位关注华南环境问题的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的,当初决定注册成公募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一个企业家捐20万,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难事,但20万人一人捐一块钱,这个事情的意义和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会来支持,就说明他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持续的了解才成为可能。未来如果发生会威胁到滨海湿地环境生态的事件时,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会不一样。

 

       之前的两年,我们的公众捐款还是相对少的。主要精力放在开创项目、寻找合作伙伴上,资金则大多来自发起方。作为一个新机构,需要在初始阶段做出一点实事来,很难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让公众支持你。特别是环境领域的公募很难做,主要原因是环境问题持续时间长,同时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效果很难量化,比如很难直接告诉捐款人捐20元钱具体可以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

 

       最近,我们刚刚启动了一个面向公众的筹款活动——红树林家庭计划,倡导每人每天一元钱,保护中国滨海湿地。对我们来讲,这样的筹款方式可以为基金会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非限定性资金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对滨海湿地议题持续关注的、特别有黏度的支持者群体。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招募20万个红树林家庭成员

 

       6.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闫保华:Richard Louv的《林间最后的小孩》。书中提出了“自然缺失症”的概念,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作者梳理了美国孩子的生长方式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同,发现现在的孩子与自然严重疏离。从个人层面,这样的疏离给孩子的身体、心理带来了深刻影响,例如肥胖症、注意力集中困难的趋势增加等。从社会层面,也有潜在影响,当新的一代不关心自然环境,未来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时,其思维和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可能更大

 

       这启发我思考自然保育与自然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自然教育来促进自然保育?以及如何通过参与和支持自然保育,来促进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刚才说到发展红树林家庭网络,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让他们成为对议题持续关注的群体呢?我想,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能够过一种更健康、与自然更和谐的生活。为什么孩子需要与自然有更为紧密的互动?人与自然疏离,对身心健康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国际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陆续向他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提供相关活动信息,不只是我们自己组织的红树林湿地自然导览和自然教育的活动,还希望把其他关注自然教育、关注环境保护的机构的活动,经过评估之后,把优秀的活动机会推荐给我们的红树林家庭成员。

 

       7.最近关注行业哪个议题/事件?

 

       闫保华:主要关注其他机构面向公众筹款的方式,再有就是国家对公益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

 

       8.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闫保华:工作和公益领域之外的社会议题/事件,暂时没有特别关注的。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闫保华:我接触的更多是在公众活动中遇到的人,经常会从“你是深圳人,你了解深圳的红树林吗?”开始说起。很多时候也会与他们谈家庭、谈孩子,这是他们更关心的事情,自然环境更多是一种公共资源,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孩子是家庭的核心

 

       我们希望公众对以红树林湿地为代表的滨海湿地保护议题议题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项目。我们目前重点的公众活动之一是红树林湿地的自然导览。之前我们已经组织了五次培训,培训了100多位自然导览员,现在正在为福田保护区培训一批志愿者自然讲师。他们志愿参与进来,带领更多公众进入红树林湿地,以了解红树林湿地为何这么独特以及重要。自然导览志愿者通过带领活动影响更广泛的公众,我们则为自然导览志愿者提供支持和服务平台。

 

       10.【答资助者问@蔡文方】尤其想问问那些跟绿芽的规模差不多(注册资金200万,无固定大额捐赠人),又已经走过了初创期的基金会,是怎么确定组织战略定位的?在选择某一个方向之后的发展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滞,又是如何应对的?

 

       闫保华:对于红树林基金会来说,核心使命一直是很明确的,只是策略的调整变化。一开始希望借鉴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经验,采取保护区托管的方式,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的,毕竟米埔有其不可复制性,而且香港在制度上也有不同。我们逐步转换了思维,开始与保护区及其他相关各方进行全面的合作。这对于一家在技术、能力上尚不成熟的初创基金会来说,也是一种相对更好的方式。新基金会逐渐清晰自己的核心使命,同时尝试几种策略方式,并在资源、精力等条件的限制下逐步聚焦的过程是绕不过去的

 

       红树林基金会目前有三个策略方向:保护地项目、行业支持、以及公众教育。其中,行业支持中又包括小额资助和参与式资助,而保护地项目和公众教育则更多是操作型。对于操作型的项目,在人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减掉一些项目,或者对潜在的机会做更好地评估,以决定取舍,让自己的工作更为聚焦。比如我们会收缩公众教育活动的范围,而将公众活动更多地与重点项目相结合,例如保护区自然导览和海岸线垃圾清理检测等。前段时间我们曾经在商场做过公众宣传活动,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渠道,但可能不是我们目前优先要做的了,是暂时要放弃的。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闫保华:如何更好地加强行业内的沟通和合作。美国有很多资助者网络,以议题联合的或以地域联合的都有。像环境资助者联盟(EGA),他们每年举办一次年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行之间可以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分享经验。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有重叠,可能支持同一个细分领域、甚至支持同一批机构,如何避免工作重复,而是能够彼此互补、形成合力?很想了解其他资助者是如何与做类似事情的同行交流学习的?



本文转自“中国发展简报”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6863.html


  • 发表于 2018-11-25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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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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