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生第三个本命年回望，四川人李芯锐，竟度过了三种全然不同的生活。

18岁，贫穷的少年走出深山，进入西北某野战部队。训练场在戈壁，壮阔又苍凉，风起时，端一碗白饭，半碗是黄沙。

退伍后，他曾在北京盘桓多年，打了鸡血一般，即便睡觉、工作都在地下室，一年到头不见阳光，也要体味“在大都市闯荡的精彩”。

而今，李芯锐从着装到肤色，都已返璞归真。他是远近闻名的返乡新农人，携妻儿悠然栖居在老家绵阳平武县关坝村的天蓝地绿之间。

不止李芯锐，关坝村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曾在九寨沟做协警的乔良、月薪6000元的隧道钻工杜勇、在尼泊尔淘金发了小财的孟吉、误入传销组织又逃脱的胡建春……7个年龄相仿的兄弟，有的回村任村支书，有的当护林员，有的负责垃圾清运，分工协作，“一根藤上七个瓜”。

李芯锐联合同为返乡青年的村支书乔良、巡护队队长杜勇等，悉心养护山区生态，用年轻人的思维激活各类产业，带领村民共同富裕。

○ 李芯锐  生于1982年，36岁，汉族，关坝村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17年入选“平武县十大杰出青年”。 

熊猫之乡长大的野孩子

清晨，远山的云雾缭绕之间，清脆的啼鸣破晓。这里是关坝村，位于“野生大熊猫第一县”——四川绵阳市平武县，连接着多个国家级和省、市级自然保护区。

2015年，最近一次全国野生大熊猫调查发现，中国有野生大熊猫1864只，而常住人口不足400的关坝村，就曾观测到六、七只大熊猫，还有少见的川金丝猴、扭角羚等。

关坝大熊猫。

李芯锐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长大，从小是个野孩子。祖孙三代居住在一栋木房子里，房前一条土石公路，公路对面种着柳树、梧桐树和皂角树，树后就是大河。那是李芯锐的第一个乐园。不论摸鱼还是捞青苔，他总能玩得忘我，有几回还因为玩水挨了打。

再大一点，孩子们会进山。刺莓成熟的季节，李芯锐跑到河对面，叫上同龄伙伴，一起去后山坡摘刺莓，吃得满脸都是黑红的汁液。放学后，把牛牵到山上吃草，生个火堆，丢进从家里偷来的香肠、土豆、红薯、核桃，吃饱了，用藤蔓当作跳绳，或分头挖野生山药、做弹弓打鸟。每个冬天，大雪都会如约而至，这时捕鸟特别容易，捕到后用油炸过，就是爷爷和爸爸的下酒菜。

关坝的青山绿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的少年还看不到动画片。他们最盼望的娱乐，是玉米收完后的“晚会”。每到夜晚，全村老少都围坐在院子里，一边撕玉米壳，一边闲聊，老人会唱起山歌来。孩子们疯够了，就仰倒在父母身后的玉米壳堆，一睁眼，却穿越到了自家温暖的被窝。

整整12年，李芯锐几乎只能在睡梦中重温这些片段。最开始，他是不想回乡，后来，是回不去。

逃离后家乡出现在梦里

17岁时，李芯锐初中毕业。他记得大人们常说，不好好读书，一辈子就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沟子对到河那边”。即便那时家贫，没办法继续学业，他也决心要离开，当年就应征了义务兵。

第一次走出大山，坐上火车来到西北，李芯锐是兴奋的。他被分到了兰州军区某野战部队，成为坦克兵。部队的外训在戈壁滩上，进驻之前，从军官到士兵都剃了光头。来自熊猫故乡的李芯锐，从未见识过这样的贫瘠和荒凉，整个人都被风沙迅速地拔干。入伍第三天，用力喊口号的时候，他的鼻腔毛细血管居然迸裂了，鼻血怎么都止不住，内心很绝望：“我才18岁，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就要死了！”

在某野战部队当坦克兵时的李芯锐。

但他没有退缩。山里孩子心实，服从命令，从不偷懒，逐渐在同年兵中突显出来，荣膺优秀士兵，入党后还当了班长。

两年义务兵期满后，李芯锐带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自信和1300元退伍费回到故乡，但很快就为了生计和雄心来到大城市。炫目的高楼，灿烂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人潮，是他追寻的风景。

他应聘保安失败，打起精神进了饲料厂做促销员，后来从哈尔滨到了北京、大庆，从车间工人转做饭店勤杂工，又进了后厨，慢慢升厨师长。

起初，即便睡觉、工作都在地下室，几乎没见过北京的太阳长什么样，他也一直是“打了鸡血”的状态。可当身边的朋友、战友们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标迈进、准备在城里安家落户之时，李芯锐的梦却越来越多地与家乡有关。不经意间，那些鲜活的记忆总会跳出来，在河边，在山林里，美丽的生灵，善良质朴的乡亲，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不想“漂”了，想回乡做些事情，可能做什么呢？关坝村早已实现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无地可种，无树可伐；而入山打猎、竭泽而渔这样的行为，李芯锐不以为然，更不情愿。

他在寻找一个切入点，一个返乡的理由。

接任养蜂合作社理事长

2011年，即将三十而立的李芯锐终于回了关坝，因为要结婚了。

眼前的家乡，已与从前大不一样。河流变小了，次生林取代了原始森林，水中的鱼和山中的“鹿”（当地人对野生动物的统称）都藏了起来；年轻人远走他乡，孩子们的目光总是黏在电视或手机屏幕上；玉米季节的其乐融融远不可追，人与人之间有了隔阂，遇上红白喜事聚在一处，不过是打上几局麻将。

但也不是没有积极的变化。2009年，关坝村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一出手就将平武蜂蜜的采购价格提高了三倍；村里还进驻了公益组织，帮助村民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兴办传统养蜂产业的同时保护环境。

李芯锐的父亲就是养蜂合作社骨干，环保志愿者在他家借宿、谈事，有时李芯锐也陪坐一旁。他第一次接触到NGO，但他们所秉持的环保观念，李芯锐接受起来毫不困难。

1996年读初一时，一位绵阳师范学院的老师来到村里，给他们上过一堂环保教育课。当地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箭竹开花（竹子开花即死亡）现象，很多动物保护者呼吁人们帮助大熊猫度过饥荒，那位老师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他讲述的熊猫故事，在李芯锐心中留下了环保的种子。

回乡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跟上这群公益人。渐渐地，李芯锐加入他们的谈话，成为合作社义务司机，最后干脆和家人摊牌：他计划从学习养蜂开始，在原乡安身立命。

2013年，养蜂合作社的管理权收归村委，经股东选举，李芯锐接替父亲成为新一任理事长。年轻一辈大马金刀，开始引领关坝村。

李芯锐接替父亲成为村养蜂合作社理事长。

真正走上环保与发展并行的道路，李芯锐才发现，有许多难解的矛盾。并非所有乡亲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习惯了靠山吃山，抓环保就等于断人财路。而初兴的生态产业，尚未给他们带来满意的回报。此外，利益分配、任务分工、村民动员，千头万绪，都要放在熟人社会和现代管理的双重逻辑下考量。

李芯锐承认，很长一段时间，负能量如乌云压顶，“改变真难！”直到友人启发他看光明面，他才茅塞顿开：“再着急又能怎么样？一棵树既然成活，只要用心看护，离丰收还远吗？”

梦中的家园似乎回来了

好在，养蜂合作社的局面铺开了，下设的巡护队也开始发挥作用。李芯锐给合作社的土产申请了商标，自认“不擅长卖货”，他干脆提着几十罐蜂蜜去了北京摆摊、自荐，就这么找到了市场。

2013年，合作社终于开始分红，到2015年，累计给蜂农和村民返利28800元，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主事的年轻人也更坚定了信心。

2016年1月，关坝村“关坝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挂牌，所有职务对外公开招募，现场选举产生，巡护队员更是培训合格后即可上岗。更多村民主动参与进来，甚至有了4名女队员，开始做“网格化巡护监测”，让护林更科学、系统。

多次增殖放流之后，关坝沟原生鱼类也渐渐得到恢复，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巡护者安装的红外相机中，重新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的身影。那个梦想中的家园，又回来了。

曾经与世隔绝的关坝村，已成远近闻名的示范村，各类考察团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在李芯锐的规划中，乡村旅游和自然教育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说：“九绵高速即将竣工通车，关坝就有一个口子，但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民宿。我个人计划修一栋，以‘养蜂人家’为主题，做接待的同时就把蜂蜜卖了，更多老百姓也可参与。”

此外，李芯锐还担负着一个新的任务：玩转快手。

今年9月，李芯锐和“关坝七兄弟”中的乔良、杜勇得到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推荐，入选了快手首届“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到清华大学交流、培训。他这才发现，如今已有很多偏远地区的村民利用互联网带货，他们的粉丝量级就能兑现成购买力。“感觉我们一帮人苦哈哈地做这么几年，抵不上一个小姑娘玩半年快手。”李芯锐询问伙伴，“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好几亿的大生意？”

李芯锐参加快手“幸福乡村创业学院”。

当然，他还没准备做个“网络红人”，也坚信不可操之过急、简单复制他人。他说，“我会尝试去研究，想办法把真实的状态或有一定剧情、质量比较好的短片放出来，但可能还是要坚持初心，做自己。”

返乡7年，李芯锐透露，自己的收入仍没有赶上“北漂”的时候，不过足以保证全家生活无虞。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回归，女儿不再是留守儿童，父母也不再是空巢老人，山水之间、天伦之乐，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带来改变，已经是他追求的全部幸福。

在这个年代，谁说农村孩子不到城市打工，就活不下去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不事劳作，不愿改变。李芯锐说：“有种，你就在家乡活得好好的！”

○ 乔良  生于1975年，43岁，汉族，关坝村村支书。

关坝村村支书乔良，是李芯锐常说起的“七个葫芦娃”之一。2011年底返乡至今，乔良从村长干到村支书，带着村民恢复了关坝的青山绿水。下一步，他希望发展更多的特色产业，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省级贫困村的逆袭之路

“我们村距离县城18公里、面积40.3平方公里。农业人口300多人。林地2万多亩，耕地只有五六十亩。2014年时还是省级贫困村。”谈到关坝村，几乎没人比乔良更熟悉。返乡这7年，他一直在探索适合关坝的发展道路。

关坝人世代靠山吃山。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生计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暴露。村民们在山中打猎、挖药、电鱼，无序的开采破坏了环境，也威胁着山中稀有的野生动物。这引起了外界的关注。2009年，公益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入关坝，尝试推广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经济项目，比如生态养蜂。

前排为关坝村“返乡七兄弟”，右三为乔良。

让村民扭转传统观念并不易。乔良返乡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已开展了两年多，盗猎、盗挖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他很能理解村民的想法：靠山吃山这么多年，凭什么就突然不准去打猎电鱼了？就拿河里的冷水鱼石爬鮡来说，拿到城里能卖到四五百块钱一斤，谁不想多点收入？“头几年是挺难的。村里人根本不相信你能把这片地方保护起来。”乔良说。

但耗费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为此，乔良和村委会甚至自己贴钱，买回石爬鮡鱼苗放回河里。“刚开始还有人觉得我贪污，说鱼都被我们村干部抓了吃了，三番五次去乡镇上举报我。”为了打消村民误解，村里在河边装上了红外相机，由群众代表轮流值守。渐渐地，谣言没了，盗猎、盗鱼现象少了，乔良逐渐获得村民的信任。

在养蜂合作社的基础上，村里又成立了核桃和旅游合作社。2017年，关坝在乔良等人的推动下制定了村规民约——不许打猎挖药电鱼，如有违反，就不能得到村级合作社的分红。每个村民都签了字。

这一年底，村里举行了资产收益分红社区大会，全村128户387人共享83700元的红利。钱不多，但让村民看到了希望。以往的省级贫困村，成了当地的生态脱贫新样本。

青山绿水变成真金白银

目前关坝村民的收益中，15%来自生态效益，包括巡护收入和合作社提成。但乔良觉得还不够。在他的想法里，生态效益应该能达到村民收入的80%。只有这样，青山绿水才能转换成真金白银，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收益。

2016年，“关坝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挂牌，有官员、学者慕名而来。乔良和同事们发现了新的发展机会，做生态教育。今年国庆，村里迎来了第一期生态教育班，8组家长和孩子来到山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乔良介绍，第一期只是实验，未来还需要开发课程，培养更专业的导览和保障人员。

困难还有不少，但乔良看得很开，“工作都是起起落落地干。以前我在外面打工，户头上总还有个十几万存款，回村几年，欠债倒是越来越多了。”他笑言，回村里的初衷就是要做事，这么多年心头总是有个信念，越是困难越要坚持，越要带大家实现理想。

村支书乔良是关坝村产业发展的操盘手。

作为村里产业发展的操盘手，乔良和许多社会组织保持联系。他深知，很多事情要做，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忙规划和实现。今年，村里的合作伙伴名单里又添了一员大将，就是短视频平添快手。快手的“幸福乡村”战略与村里的生态脱贫计划不谋而合，乔良、李芯锐和村里的巡护队员杜勇，入选了快手首批“幸福乡村带头人”。

接受一周的培训后，乔良觉得快手给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窗口。关坝虽有好山好水但地理位置偏僻，受基础建设的影响，游客数量还没有形成规模。快手这样的移动短视频平台，正好满足村里的推广需求。“以前觉得快手只是消遣娱乐，现在觉得还是挺好的平台。希望能依托快手，把我们的青山绿水和农特产品推向全国，让更多的朋友看见，为村民带来更多红利，”乔良说。

○ 杜勇  生于1974年，44岁，藏族，关坝村巡护队队长。

从关坝村到平武县城，来回车程是40分钟。每个月，杜勇都会经历至少一次这样的往返。在县城置办好大米、榨菜等干粮回来，他便要和巡护队员们一起进山，用三四天的时间，查看林地、水源和野生动物的情况。

从新疆的雪到家乡的山

2015年回到家乡之前，杜勇人生里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十几岁时，他在村子附近的林场伐木。后来听说钻工工资高，便学了技术成为钻工，奔波在四川省的各个工地。2008年汶川地震，家里房子被震塌了，原本不富足的生活一下子面临多重压力：要修房子，要照顾老人，还要供两个尚年幼的女儿读书。为了有更高的收入，他走出四川，开始去更远的地方打工。

他到过最远的工地，在新疆喀什。去的时候正值冬天，正月十五都是在工地上过的。杜勇说自己刚下车就“就被吹懵了”。这个生长于湿润山地的南方人从不怕吃苦，但新疆的大风、干燥和酷寒却让他觉得很难熬。“住的彩钢棚离隧道洞口有300米，走完这300米，汗湿的头发和衣服就全都（冻得）起硬了。”不干活的日子，杜勇也“不敢出门”。彩钢棚外至少一米深、久久不化的雪，成为他印象最深的新疆记忆。

就这样漂泊了许多年，大女儿当上了老师，小女儿也快要实习。担子稍许减轻的杜勇，眼见着父母日渐老迈，决定回乡，照顾老人。村里的巡护队正需要人手，有林场工作经验、熟悉山里情况的杜勇便成了巡护队的一员。

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决定封山育林，杜勇离开林场后，就几乎没再进过山。不在家乡的日子里，他听说，因为过度捕猎，山里被破坏得很厉害。后来他又听说，有公益组织和村里一起做生态保护，劝人们不要偷猎、偷采。2015年，时隔多年后跟巡护队第一次进山，杜勇惊讶地发现，大山已有了新面貌。“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山上的树木基本上又长出来了，有碗口那么粗了。”眼见为实，看着家乡环境往好的方向发展，杜勇坚定了在巡护队工作的心。

青山绿水比什么都金贵

每年的4月到9月，巡护队主要在河边看守鱼苗。9月到12月，队员们轮班去巡山。关坝村有三个沟，寨子沟、中沟和红岩背沟，巡视一遍，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进山前，杜勇总要和队员们一起置办些干粮和装备。进山后根据情况随时扎营，所以榨菜、泡面、土豆之类易于保存的干粮必不可少。

另外必不可少的是红外相机电池。山上现在实施网格化管理，每个区域放置若干红外相机，以便追踪野生动物的身影。目前，红外相机已拍摄到不下10种动物的有效图片，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黑熊、斑羚和羚牛等。

前几年，红外相机还能偶尔拍到偷偷下猎套、挖药材的人。在巡护队的努力下，这种情况几乎绝迹。最让杜勇高兴的是，以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野生动物，如今在山里过得自由自在，留下了更多的生活痕迹。“我用手机都拍到过金丝猴，”他说。

回乡当了关坝村巡护队队长的杜勇。

去年，杜勇被投票选为巡护队队长。他压力挺大，觉得自己“干不了这样的活”，却还是担起了这份责任。山里的天气瞬息万变，说起雾就起雾，每次走的路线都不尽相同，队长必须要熟悉山里的情况。老一辈人身体条件不允许再进山，年轻一辈早早就出去打工，对山里不熟悉。

他心想，自己这一辈人不上，还有谁呢？“要对每个队员负责。翻一道坡，会不会有落石？这一分钟没落石，下一分钟呢？每走一步，不仅我自己过去，还要考虑队员们是不是能过去。”这是杜勇的信念。

当上队长后，杜勇每月有1000块钱的补助。进山巡护没有固定工资，每去一天有140块钱。这份收入，比起以前打工时六七千块的工资，确实低了很多。家里的债还未还清，所以不上山的时候，杜勇仍会去打打零工，或开着自家拖拉机帮别人送货。最近，绵九高速修到了关坝，工地老板是杜勇打工时的老相识。老板缺钻工，几次找杜勇去干活，月工资开到6000块。

工地的洞口和指挥部，距离杜勇家只有200多米。他坦诚地说，老板来找时，“其实有点想去”。“但想了想还是不去了，要负责巡护队的事，我没空呀！”他想通了，钱是挣不完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关坝人，守护好家乡的青山绿水，比什么都金贵。

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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