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和于霄老师合作课题《岭南环保公益人现状调研（暂拟）》，一是希望能够有个更外部的视角，更适当的距离，来看现在岭南环保组织的发展生态； 二是希望为这群岭南环保公益人，留下一份田野记录，并期望通过调研前后的沟通协作，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共同重新思考和讨论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启环保想象。
创绿自2012年7月设立广州办公室以来， 一直在参与岭南环保组织的网络搭建工作。 我们观察到， 自去年起，一批环保组织开始进入调整和转型时期，寻求突破。在这其中，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在过去六年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环保公益职业人。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于岭南环保的判断是什么？他们对于环保的未来想象是什么？这些都是太值得去记录和了解的。
这次和于霄老师合作课题《岭南环保公益人现状调研（暂拟）》，一是希望能够有个更外部的视角，更适当的距离，来看现在岭南环保组织的发展生态； 二是希望为这群岭南环保公益人，留下一份田野记录，并期望通过调研前后的沟通协作，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共同重新思考和讨论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启环保想象。
——创绿中心（广州） 陈凡
于霄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目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IGPP（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of politics）任教，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议题和社会组织。
写在前面的话
最初是被创绿“一杯干净水”项目吸引，接触到创绿的DIY测水、净水，还一起到过甘肃农村调研。很感谢能有这样的缘分，参与到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中去。我在想，会去做社会组织（研究）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还是觉着有个希望在那里的。我也不例外。
到广州开始访谈后，正式的非正式的，见过有11位环保公益人。 大约在见完第6个人的时候，我有了现在的基本结论。其实，对于我这样学科背景的人来说，并不太新鲜的“结论”。陈凡问我，这些天是不是接收了许多“负能量”，我说没有。相反，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也许说的人本身都是含糊的，但它分明在那里。我想，这是我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去理解人，去理解这些做着事的人是怎么想，从这些人身上探寻改变的可能。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需要一个调研手记模样的东西，记录下对这个行业里人和事的感受，以便及时地分享和获取反馈。不是谁说了什么，而是我看到、听到、想到了什么（当然，我也仿佛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呐喊“我根本没和你说过这些！”），这还不是一份有论证，有结论的正式报告，只是一份调研手记。
但，我想从这个开始。
“我”也想在故事里有角色
访谈中，我听了一个故事：
有钱人想要找一个做手机的厂商，找不到，只发现了一个最接近的，做遥控器的厂家。于是就把钱给了做遥控器的厂家，并指导他们往手机业务的方向努力。当然让做遥控器的去做手机很痛苦，但为了生计只能做，可惜做出来的也是两不像。有钱人自然不太满意，开始慢慢组建自己的队伍去做手机。
这个故事很形象，它反映出目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些侧面。（注：为表达简明，文中的“社会组织”为狭义的概念，特指代民间草根社会组织，包括注册和未注册的单位。）在各种各样的讲述中，我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那里面的很多内容，是连讲的人都觉得了无新意的问题，因为从他们很多年前工作之初就在讲这些问题了，而且好像又是个死循环，这么多年一拨拨的人进进出出，都还是在这个圈圈里打转。
不过听多了这些，就觉得有些困惑。说起来，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不都是想着要服务像“我“这样的社会中普通的一员，但在许多访谈里，“我”要不是被遗忘了，要不就是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不管事情谁来做，难道不该都问问”我”的意见吗？“我”其实不一定要手机，也不一定要遥控器。
社会组织生存很难，想开展大规模的调研，想多了解下更多“我”的想法，也不一定能有资金来做。但是不做的结果就是，很多时候做得很辛苦，自己把自己都感动了，却还是打动不了”我“。这是自然，“我”不要的东西，始终不会掏钱的。
基金会手把手指导也很用心良苦，但要说能帮助在一线的社会组织改进项目也很奇怪。因为感觉上，基金会比社会组织离“我“更远。靠项目养机构，是社会组织生存逻辑下的一个简单选项，但也因为简单，特别地脆弱，随时可能会被取代。这种情况下，基金会要自己招兵买马做项目，的确是同一逻辑下的更优选择。
但这不会是一个有解的逻辑。
冒着被人说私心满满的危险，我也要说，不论谁来做，起点都应该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所组成的社会。没有对这个社会问题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与各式各样的人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连结，设计的项目也好，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也好，都只会是浮于表面，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改变，急于规模化地铺开，则更是危险。
对问题的认识，决定了后续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行动。长期以来的死循环，是在没有认清问题的情况下，仓促解决造成的反复。
当听到有环保组织伙伴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和专业不相关的社区自治项目时，我心中一颤。不，这不是和你不相关的专业。深入到社区、社群，去做人的工作，应该成为所有社会组织的专业，包括环保社会组织。
把力气花在了解社会公众想要什么上，做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把力气花在和他们建立联系上。
当做到唯你一份的信任感时，不管是政府、基金会还是企业，想做什么的时候，都得通过你，因为那时的“我”只相信你。这才会是你区别于其他组织，不可取代的核心竞争力。
神奇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很神奇的四个字。在我看来，它把问题和答案都给出了。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社会，组织不起来。
解决方法是，要深入社会，组织起来。
大多数的社会组织的直接经验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和不理解，以及各种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被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
在极其狭小、充满掣肘的空间中，即便我们不论在古代宗族、乡绅治理，还是现代政党运作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但现在的社会组织却很难把人及其身后的资源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这些规制性的东西有很大的驯化作用，在我看来，很多社会组织都自我设限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甚至连想都不想动员、组织之类的事情。
一直在说社会组织要做政府、企业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填补前两者失效的情况下的空白。但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主体性来自哪儿，就从“社会、组织”这四个字来。
横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或改善它们，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提供一种整合，去联结，让更多不同的人参与进来（同时，在这过程中也使自己过渡成为大众的组织）。
这是说，社会组织要把面对特定问题，挖掘、链接解决问题所需的人和资源当作自己的专业来修炼，不再强求自己精通各般武艺，而是动员组织更合适的人去到适当的位置上做事。让自己都懂一点的万精油特性，转化为联结上的实质性优势。
这种联结是广义上的，多方面的。
学术界有个段子，说是这个世界上认真读过你论文的人，可能不超过三个，你本人加两个匿名评审。这是何等的孤独。科学家们内心也希望着与更广阔的真实世界发生联系，自己的研究能够真正转化为实践的支持和动力。
我对科研在环保事业中作用的第一次深刻感触，来自于2016年跟随一个美国湿地生态学家团队工作的经验。湿地保护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很难想象一个环保组织从业者能短时间内能够熟练掌握，并应用于复杂实践中。
这时，环保组织更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基于对湿地范围包括社区、政府在内的社会关系的了解，去找到合适的从事专业湿地保护的人，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去协调润滑各种关系。
比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更愿意说“说起来都是问题，做起来才有答案”。现在有能力进行上万人级别、多地联合动员的环保行动，落到具体地方，很大部分是依赖准官僚体系来实现的。如果在这一体系之外，动员组织人到底有多难？
前些日子看到新闻报道说，许多非法的社会组织，各种某某文化协会，在暑期举办青少年、甚至成人的才艺大赛，从地区分赛区比赛到全国总决赛，赚得盆满钵盈。
非法的组织，也就是满足了部分群众贪慕奖项的虚荣或是获得承认的渴望，找到了必要的权威背书，就把人组织起来了，钱也能收上来。
是的，
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无良奸商也比怀有为人民服务热忱的你，更能组织动员。
即便前路许多未知，也有很确定的部分：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只是自己和自己玩过家家的游戏，等着别人来找你。知道真问题在哪里，知道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和资源在哪里。
不是凭着自己知道的东西做事，而是先明确自己不知道什么。
比如，
是不是明确清楚要开展工作的社区、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哪些可能利用动员组织的力量？
是不是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更深层次的权利主张，彼此之间可能发生哪些合作与冲突？
对于要打交道的政府、企业、基金会等的话语体系和做事方法都了解吗？
对他们发生的变化可能对自身工作空间和工作内容的影响都清楚吗？
说了好多“社会” “组织”，这四个字意义远不限于社会组织。
9月18日，写《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罗伯特 帕特南教授（超级巨星级别）来上海做讲座了，讲了他怎么提炼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民主、社会资本，实际关注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制度的绩效。
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意大利南部的治理这么糟糕，北边的治理却很好？研究团队最初的三个假设是，北方地区有钱，人民教育好，保守（天主教）。但最后的答案超出了他们想象：关键在于当地合唱团和足球俱乐部的数量。
在民间团体越多，横向纽带越丰富的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越高。
长期调研数据也证明，是合唱团在前，社会财富在后，而且合唱团数量和很多变量，比如预期寿命、幸福指数，都是呈正相关性的。当然围绕这一理论的延伸，争论有很多，也很有趣。
我想表达的是，
社会组织对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
它很珍贵，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好它吧。
回归常识，平常心创业
做社会组织就好比一场在社会领域的创业。
不过访谈下来，即便做得很好的，也依然会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创业状态，时时要为生计担忧。头一两年在创业，做了五年十年，好像还是在创业。
入行没什么人带，就要独当一面开挂成长。小员工也要操像大领导一样的心，特能捱苦，简直逆来顺受，这般洗礼，能留下来的都是强心脏。
对社会组织，不管是从业者，还是圈外人，好像普遍都是按着有“社会”、有“ 组织”的条件下提的要求，但目前的现状是，在没“社会”、没“ 组织”的情况下做不太好，其实不奇怪。
不过，和几位从业者访谈下来，最开始见识到这么高的外在要求和自我要求的时候，着实让我一惊，好像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业，连常识都要被颠覆。
以至于我原先以为基金会资助的谨慎，是因为容不得一点失败，才不鼓励前期的试错，才会很着急地去指点社会组织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做。
但后来，我发现基金会不但慷慨，而且接受失败，因为除了资助表现很不错很有潜力的好苗子之外，也扶持了许多资质平平的苗子，哪怕他们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太好。
不过，并不是每一种失败都是成功之母。
让做得不好的，也能过下去，也能和做得好的过得差不多，后果是多方面的：
没有好的奖惩机制，做得好的得不到足够认可，向上的动力受限；
没有优胜劣汰，更大量存在的是做得一般般的，使得行业整体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有的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表面和谐，实质却是互相瞧不上。
更糟糕的是，接受这样的失败，挤压的是容忍另一种有益失败的空间。
更直白的说法是，把钱撒给重复的低水平的项目，就没有钱给不按套路出牌的“实验”、“冒险”项目。
但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创新只会产生于后一种失败中，要发现一个有用的，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想法，就是要尝试很多很多没用的想法。
这里所谓引起质变的量变，是要各种各样不同做法的积累，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简单累加。
创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有人、有钱都不见得能提高成功率，在各种支持完善的大企业里的内部创业，失败的案例也多的去了。这个道理到社会领域的创业也一样，在其他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的人过来做公益，也一样遭遇很多坑。
所以想对很多公益人说，
你们都已经做得很棒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创业，也是要有平常心的，卸去那些莫名其妙的高要求，和加在你们身上的枷锁。创业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求解的过程。
现在没那么成功，是因为在种种限制之下，你们还没能实践自己各种各样的想法。还有好多点子还没试过，不是吗？
有一个点子——做产品、卖货，以实现自我造血——在近些年慢慢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实践起来。虽然在这个行业里，这似乎还是一件有争议的事（草案征求意见稿里明确写了“社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让人很慌啊）。
我觉得这里有很积极的一面，至少“用户、需求、问题、解决方案”，这些在产品经理那儿最最基本的东西，被重视起来了。而且，如果确定自己就是要做“善的生意”，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子。
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最初不以做生意为目的，一旦进入，就很快地不得不服从强大的商业逻辑，坦然接受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影响改变，心安理得地赚钱没有什么不好。
纠结的是那些总觉得和真正想做的事不一样，赚到钱都做不了想做的事的人。
要不，就换个点子试试，
市场经济的这片海送你不到想去的彼岸，还是跳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吧，成为一个真正的组织。
既是结尾，也是开头。
这里讲的，
都不是多么新鲜的东西，
应该有不同人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讲过。
但田野调研工作的真正的考验，其实和反复说的社会组织的挑战一样，不是湮没于众、加厚废纸堆，而是走进人心，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愿意改变的那根弦。
不过我也怀疑以上这些，
是一个行业在道理上都明白的事儿，大家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现在的情况往好的看，不会妨碍他/她追名逐利，
往差的讲，也能过得下去，人是不会逼迫自己，做只是无用而痛苦的思考。
但是，一定是有人在思考，
在焦虑，超越于自身处境的思考焦虑。
不需要那些高道德感的标签，改善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就是超越于本身的整体改变，而且只有那些基于自身渴望的改变，才可能有持久有效的动力。
十分感谢参与访谈调研的岭南环保公益伙伴。
对于可能来自你们的质疑：明明是说的让我们了解互相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怎么出来的却都是你怎么想的？
容我稍微辩解一下，从研究的角度，目前的材料还没有达到所谓理论饱和的状态，就是能判断出还会有新东西出来。
我将会与创绿继续合作，再回到广州做后续调研。希望在自己想得比较充分、问得也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将调研结果以比较合适的方式呈现出来。
先写下这些，是对在暑期调研过程帮助过我的人一个交代，也想以此与大家做更多进一步的交流。
最后，
一个被访谈者和我说，希望这个调研，能够“让正能量流动起来”。
如果可以，我想这会是它最大的价值，
告诉散落在各处，
面对真问题，真正在做事的伙伴们，
你不是一个人，你们并不孤单。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创绿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Ag-KO_xn9syZe4Evct_C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