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机构都想着改变世界，但是可持续、有价值地改变世界，最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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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案例。2013年是磐石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希望借助三个创始人各自的专业优势做一个跨议题的项目，最后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议题：垃圾焚烧作为一种能源利用的方式可以发电，它拿到国家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这件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

选择这个议题是因为我们发现垃圾焚烧的这些垃圾除了有生物质成分以外，还有其他非生物质成分，比如塑料。按照重量来说，一般的城市垃圾将近三分之一都是非生物制的成分，都扔到焚烧炉里焚烧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

所以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叫《错误的激励》，用证据去分析为什么不应该去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补贴（比如你补贴太阳能、补贴风能的钱）去补贴垃圾焚烧。但是当时我们刚刚成立一年多一点，作为一个新的机构，我们只是三个人，没有传播专员，也没有传播策略，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又很快忙到下一个项目里面。这个报告和其他很多报告一样，好像难逃束之高阁的命运。

2017年的春天，做垃圾可持续管理的成都根与芽，在2017年两会期间触动四川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是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的政协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去讨论怎么样去无害化地处理城市固体垃圾。不仅在两会期间提出这个议案，2017年5月，在政协的双周协商研讨会上，政协的常委也在讨论这个议题。这就是智库，用独立思考，用理性分析去提供公共决策的应对方案。

大家可能会问，这个智库你们是怎么来的呢？2007年我做过一个梦：我想自己做一个机构。在经历过很多机构的摸爬滚打以后，我有想自己做一个机构，底线是不是一个人干，一定要找合作伙伴。所以我找到了我多年的好朋友毛达和林佳乔。我跟他们说，我们一起做一个智库吧。他们说想，但是还没准备好。我说好，那我们再等一等。

林佳乔跑到上海去寻求在上海的发展，毛达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隔一年，当时一个拿到博士学位了（毛达自称自己是“垃圾博士”），另外一个感觉上海太冷，冬天没有暖气又跑回来了。而我半年的时间在中国最大的风电制造商企业，去感受企业运营的皮毛。我贼心不死，就跑过去问他们说来不来，你们现在准备好没有？他们说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干。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担忧。因为我们三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二十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性格和优势，这三个人捆到一起能持续干事吗？

    

如果要想持续地干事，必须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你要做的机构遵循什么样的核心价值，磐石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干不到两年有可能就分道扬镳了。所以我们在想，如果向别人介绍磐石，我们要介绍什么？

独立、公正、可持续。独立是什么？独立思考、独立运作，不受干扰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公正，我们崇尚程序正义，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去制约内部机构决策的民主，我们不是一个人说了不算，不是专权独断，而是三个人的民主协商。可持续很简单，我们要用生态和环境的价值，在公共决策当中体现价值，在报告当中、分析当中讲出来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对每个人有怎样的价值。

    

所以我们解决了三个人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或者价值认同之后，再去发展项目相对就比较容易。我们刚刚成立，从三个人要继续扩展，成为一个团队，那我们的团队怎么样？在过去的四五年，我们打造了怎样的一个团队？

去年夏天，我们迎来磐石五周年庆，我们用TED talk的方式让每个人自己选你要讲什么，随便讲，但是不能超过15分钟。可以讲生活体验、反思、一些奇思妙想，在这样的触动下，我们那天压轴戏除了啤酒以外就是听演讲，现在我就要介绍一下每个人演讲的题目，你们从题目中可以感受到磐石小小的团队每个人的风采。

今天我母亲也在场，常常在家里边说我是一根筋，我也是金牛座，做了选择，别人真的拉不回来，所以我就在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

林佳乔是我们当中的完美心， 我们最难对付的基金会，最难对付的合作伙伴都是他上。林佳乔的性格是追求完美，所以他在讨论他有什么奇思妙想的时候，讲的是当你不差钱的时候会做什么。

    

王会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讲的人生短暂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走过的三个100公里，每一个100公里都比上一个100公里更加带来改变和反思，她给自己的外号让我觉得再贴切不过了。她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的人，但她又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所以她称自己为不爱说话的外向人。

毛达，“垃圾博士”。他给我们讲了什么呢？他带着妻子、儿子走进自然，发现的感动。他这样的百忙人，一年当中出十几趟差的人，居然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带着自己的妻儿走到森林当中，走到荒野当中。

姜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思考者，不爱说话，但是她有时候有一些很好的思想火花。她的题目是我和我老公的日常，她老公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一个典型的技术控，而她是学英语出身，研究生又是环境研究，有很多人文关怀。他们俩会争一个很难互相说通的问题，比如说在价值追求当中，到底要不要考虑人的价值？或者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什么？所以她在讲自己生活当中的细节。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这一群小伙伴要到一起做一个最认为有价值、有兴趣的事情，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在过去五六年当中，我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有很多细节值得铭记，现在就分享其中的一个故事给大家。

这个故事还在发生，并没有结束，是从过去2014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持续的项目。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坐地铁来的，其他人也有坐地铁的经历，坐地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北京的地铁、上海的地铁，每一个地铁系统里面的空气质量更好？你是不是到了地铁里面会摘掉口罩，当外面雾霾的时候你觉得地铁里面相对比较干净一些呢？

我们在2013年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那个时候成为全球的议题，北京的雾霾一来的时候，爆表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都在讨论。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找到细分的领域，一定要关注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我们最后探讨公共交通或者大型公共空间当中，空气污染是怎么样的，这个空气污染分布有什么特点？每一个人在每天的行为暴露当中，是怎么样的健康风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PM2.5监测

我们很有幸2014-2015年拿到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项目的支持，去用低成本的空气监测仪，去监测我们身边当中不会看到政府监测仪给的数据地方。我们会监测医院，像两家北京最大的儿童医院，它的室内空气质量比室外要糟很多，我们也可以监测商场、电影院，公交车里面的空气质量，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演进，去讨论别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印度这些国家的空气质量监管当中或者改善当中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拿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钱去做这样的调研。

再下一年我们有幸成为阿拉善SEE“卫蓝侠”项目的第四期合作伙伴，我们去讨论10条北京地铁线。从2016年的10月到2017年的4月，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和北大公共健康学院研究生合作，他们10个研究生分5个小组，每个星期五傍晚四点半到七点之间，他们去乘坐地铁，去监测地铁里面的空气质量，去访谈乘客对空气污染的认知，所以我们最后在去年8月也形成了一个报告。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继续跟“卫蓝侠”合作，讨论什么呢？讨论周边这些区域当中最大的城市，从上海到北京，从首尔到台北，到香港，这些城市在室内空气质量治理方面有什么挑战与经验。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项目，能出一个政策建议，像北京这样室外空气质量非常糟，室内空气质量不太被关注的时候，每一个地铁乘客每一个工作日乘坐时候达到1.95小时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最终也做了一个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采暖季还是非采暖季，地铁内的空气质量（PM2.5）总是差于地铁外。

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四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一个议题上不断挖掘、拓展，去找到前后逻辑去寻求新的着眼点，我们访谈了七个国家和地区，走访了20多个机构，从政府监管机构美国EPA，到一些大学，比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到环保的NGO，比如说韩国环保运动联盟。我们访谈他们得到很多的信息，得到很多的一手经验，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在地铁这样空气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有人会问，做了四五年的项目怎么评价你们的产出？我觉得现在去评价项目的效果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在阶段效果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们对公共政策讨论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比如说去年11月，我们在广州举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国际会议的分论坛上发言，去介绍我们的产出；比如说南华早报报道了我们的项目产出，引起整个地区对北京地铁里空气质量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的项目产出跟合作伙伴一起发在一个专业的期刊上。这些都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公共政策讨论。

回到刚才的问题，一个机构要想改变世界最需要什么？刚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最后一个上台，其实我想明白了，因为前边四位所讲的，都可以做我的注脚，从大昭面对人生的选择，最后到追寻自己想要成为那样的一个人，其实他经过了很多的思考，他不去看别人怎么做，他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王愉面对孩子出了一些事故，家长带给她的压力，她该怎么调整，她也有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但是她做出的一个决定和战略方向是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去退一步，而是怎样去应对风险和减少风险；宋慧跟王愉其实有合作，刚才大家可能想你们跟成都根与芽的合作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的合作是平时的交流和促进，比如说王愉和宋慧的合作，TA们用捡拾中国项目的在线地图和工具，将自己在高黎贡山捡拾垃圾的信息传到云端，让更多人分享。

    

所以独立的思考和有共同价值观的合作是能够促成机构持续向前的非常重要的机制。我们在印度访谈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去访谈的印度一家机构，在访谈的时候除了在讨论空气污染以外，还在跟我们谈论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所以他们发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最终与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中国在燃煤电厂二氧化硫、碳氧化物排放控制方面可以给印度、印尼这些发展中国家以什么样的经验。

磐石在过去五年短暂的时间内的尝试，其实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个人是否可以尝试用独立思考和基于价值观的合作去履行你改变社会，促成社会良善治理的责任。磐石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很多人可以。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短暂的二十多年当中，其实机构之间的合作，没有独立思考，没有有价值观的基础的合作，我觉得很难走的很远。所以，刚才我说，要想改变世界，需要独立的思考，需要有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

  

文中图片均来自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

关于劲草

劲草同行项目（简称：劲草）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在2012年12月联合发起的成长期环保组织支持项目，由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参与资助，合一绿学院共同执行。

劲草通过陪伴与辅导成长期环保公益组织的关键人才，协助环保组织应对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促进其在“三个核心”（核心业务、核心团队、核心资源）方向上有所突破，支持其成为区域或议题上的引领型核心，更有效的回应环境问题。

劲草除了向伙伴机构提供连续三年、总额30万元的非限定性资助外，还为他们匹配由企业家和公益领域专家组成的导师团，进行陪伴与辅导，提供个人激励与领导力提升、组织战略规划与机构管理完善等服务，以支持其成长。

“劲草同行”项目凝聚国内一批最优秀的环保组织，这些组织拥有顽强的生存智慧。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垃圾处理、污染监督、海洋保护和自然教育等领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进行努力，推动环境一步步发生改变。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们、支持他们、加入他们，2018年4月14日，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合一绿学院和阿拉善SEE华北中心联合主办首届“环保创变者说”。5位环保创变者为公众分享他们保卫地球的故事。一个个平凡的生命，却带来不平凡的改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劲草同行”

原文链接：赵昂：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家民间环保智库 | 环保创变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