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该，还是不该呢？这取决于《穹顶之下》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以及需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下来看。那句话糙理不糙的俗语“狗眼看人低”即是在方法论意义上逆向强调了框架的重要性，什么样的对象，自然就需要什么样的眼光，否则，便可能造成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的荒唐，提出一些自爆智短的所谓“质疑”。

在我看来，《穹顶之下》很难用传统的眼光来归类，与其说是一次“调查报道”，不如说是一次公益演讲，与其说是一次“雾霾科普”，不如说是一次公共动员，不仅旨在解释问题，更在于倡导行动以解决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是柴静在103分钟的演讲中要试图回答的三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它既是行动的靶心，也决定了《穹顶之下》的叙事轴心——“全民总动员”。

既然是要“动员”，那目标决定策略，除了刨根究底的问题调查、科学解释和理性说服，就少不了情感力量巧妙而有感染力的运用，而最自然的方式就是从当事者自己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讲起，以唤起人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共鸣、同理心和责任感，这是任何有效的行动的前提，同时，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其实，这是现代社会中公共叙事的基本方法，看惯了西式演讲的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那么，柴静在演讲中串接个人经历和故事、代入情感，自然是不但毫无违和感，而且具有无可置疑的叙事合法性和必要性。“此时，此刻，此地，此身”的柴静，已不再单单是像在CCTV时那样的记者，而是一名母亲，一个公民，甚至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家。自费调查，耗时有年，精确制导，从发布会的各种细节来看，柴静和她的包括顾问在内的团队做了相当细致而周到的安排。

如果把柴静的归来之作视为一次公共行动（片子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终端环节而已）可以成立的话，那以传统的调查报道框架来看待这件事，就自然是有那么点驴唇不对马嘴的味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必要引入前面所提到的“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框架了。去年六月份，我有机会参加了“哈佛领导力工作坊”的培训——由北大安平基金会、腾讯公益与哈佛领导力协会中国分部联合主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讲师马歇尔·冈茨（Marshall Ganz）先生讲授的组织领导力和公共叙事课程。

马歇尔·冈茨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社区运动组织者，研究出了一套从地区、州到国家竞选的社区发动策略，2008年，曾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总顾问。在马歇尔·冈茨先生的概念框架中，公共叙事是一门用“脑（理性）”和“心（情感）”来讲故事把价值观转变为行动的艺术，是对“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以及“现在的故事”的有机融合串接，目的是阐明为什么需要使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动员的关键是理解价值观如何通过情感激发行动。公共叙事框架图如图一所示，所引述内容曾经过了马歇尔·冈茨团队的授权。

“我的故事”：讲述的是你（行动发起者）为何在这里\为什么受到召唤。故事的关键是抉择点，即面临不确定性而需要由价值观指导抉择的时刻，故事的力量就在于发掘那些对于形成人生轨迹有着深刻意义的瞬间，对于公共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每个人都有过痛的故事，否则，就不会认为世界需要改变；每个人都有过希望的故事，否则，就不会相信改变的可能。

“我们的故事”：传递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彼此共鸣、响应号召、采取行动，为什么我们有能力起到带头作用。故事的关键在于能让每个人领会你所要传达的价值观，并关注那些在特别的时间点上发生的与特别人群有关的特别的故事。

“现在的故事”：沟通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故事的关键在于描述那个紧迫需要采取行动的挑战、行动的希望以及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通过现在的故事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伤痛的关注、也同时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可能的关注，号召人们加入到行动中来。“紧迫”是因为变革已是在所难免，是因为机会可能一去不返。在急迫的挑战与光明的希望相碰撞的岔路口上，我们需要做出抉择——行动或者逃避，向左走或是向右走。

马歇尔·冈茨先生的课程是三天半时间，密度大，强度高，效果好，不可能在此详述，但公共叙事的精髓即是“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的结合，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奥巴马成名演讲《无畏的希望》细细体会其中的起承转合。或许，柴静和范铭（片子的总编导，柴静的黄金搭档）并不知道马歇尔·冈茨的公共叙事，但《穹顶之下》通过“脑”和“心”、数据和故事的有机结合、几近完美地串接了“我（柴静）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世间事是相通相成的，只要“脑中有问题”、“心底有爱惜”。由于片子相当高的观看率和讨论，在此就不复盘具体的叙事过程了，相信大家通过马歇尔·冈茨先生的这个公共叙事框架的指引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解读。

如果以行动视角和公共叙事框架观之，我相信，有些人就不会轻率地给柴静冠以“煽情”、“表演”和“夹带私货”之名了。没有情感便没有行动，没有训练便不会有精彩，不管是曾经的央视调查记者身份，还是此刻的独立记者兼制作人身份，柴静首先是一个专注、冷静和自律的行动者、一个保持着探索的倾角和热情的攀登者。当然，没有人应该绝对豁免于批评，柴静在职业上也不可能说是完美，但想批评也要拿出点技术含量吧，有本事那就挑一挑《穹顶之下》在科学上有木有问题，或者补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指责）柴静未曾言出的“犀利”呗。

与其不知疲倦地搞一些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伪批评，不如接受柴静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行动邀请，真正地行动起来，至少是为了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当然，行动并不止于拨打12369。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实际上不仅是雾霾问题，而是所有的领域都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有创造性地连接、团结和行动起来，事情才有可能起变化。那么，公共叙事是我们应该补上的一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