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7日上午，刘怡女士为大家作了题为《基于文化的自然保护》的专题分享。 

         刘怡女士围绕如何理解保护?为什么要保护?保护由谁决定?为什么很多保护是无效的?如何改善保护的效果?等多种问题展开进行分享。

首先是保护和保护地起源的阐述，2000多年前，《逸周书》大禹所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相同时期的印度的皇家法令也规定特定区域和特定物种的保护。

现代的保护主要是西方保护地的保护，它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反思工业化给人带来的异化，提出人们需要一个荒野，让人的精神得到慰藉，以一个审美和精神的层面提出了国家公园的概念，最早的国家公园，比如黄石公园是去人化的；另一条线是科学和经济的实用主义观点，强调自然的实用和经济价值。

     这两个线交织在西方保护的理论当中，当这种理念被传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这种审美精神的观念不能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它没法去体验精神的、审美的价值。那么它剩下的东西就是把人移出去进行保护和以科学的手段进行保护，科学从保护手段变成保护目的。

     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尤其是1987年联合国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来逐渐形成新的保护方法，并聚焦以下三个层面：1.聚焦社区层面；2.使用发展领域的观念和语言；3.保护行为的市场驱动激励机制。

很多国际组织和本土组织做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提倡与社区分享保护区收益，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共管项目等。这样做的原因基于一个主要的假设：社区对保护的利益或者缺乏兴趣是贫困的结果，所以以经济效益刺激社区对保护的积极性。那赋予自然货币价值，激发自我利益能促使社区支持保护吗？

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单独聚焦于科学和经济的利益，导致那些对自然的价值有不同认识、为了其它动机而保护的人的疏离。当本地的文化价值被忽视的时候，保护同当地人的冲突会增加，削弱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当地人保护他们的环境的能力。割断人们同他们的土地的连结必定会引起分歧，因为被保护主义者划出的“荒野”不可避免的也是某些人的家园和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许多社区和原住民都有他们与自然相联系的价值系统，文化制度的规范和禁忌的实施对于原住民来说更容易接受，也比外部强加的规则更经济、有效。经济效益并不能刺激社区参与保护的力度或对保护的看法，所以我们对项目执行当中应用经济手段的方式是非常谨慎的。这驱使我们探索其他的方式去重新认识非物质的价值，也就是将文化价值纳入保护的途径。

文化价值中有五组不同的价值联系着人与自然，为保护的支持提供了一系列的机会，它们包括：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使用价值、场所价值和生活方式价值。因此，国际社会开始将文化价值纳入了保护，采取了多种的途径（政策法规层面）：如，全球伙伴关系；森林土著和部落民族宪章（1992）：赋予原住民对所居住其间的森林的权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WRI,1992): 支持对祖先的领地和精神价值的认可；森林土著和部落民族计划：支持森林土著的土地和文化权利；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 支持社区保护地的恰当认可；IUCN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认可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作为保护地的一种治理类型。

还有把文化价值纳入保护的途径（实践层面），如：

1.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 通常由原住民和当地社区，通过传统习俗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价值。社区制定规则和制度来管理ICCA，目的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娱乐、享受审美的价值、精神和宗教的活动。

 2.自然圣境：原住民和当地人公认的赋有精神和信仰文化意义的自然地域。可能是一块石头、一颗树、一整个山脉……它们的神圣性只由认为它神圣的人定义。

3.保护地的管理纳入文化价值 ：“隐形的遗产”——通过语言、格言谚语、地名、历史、传奇、民间习俗而使人产生的归属感证明了文化价值在保护实践中的重要性。

4.文化关键种(CKS/CIS): 对某一文化或人群有着特殊重要性的物种，能够通过普遍存在于当地的语言、文化活动（仪式等）、传统、饮食、药物、物品、社区的历史来识别。这些物种影响着社会系统和文化，是社区身份的主要特征。

5.传统知识/地方性知识：当地社区和原住民在长时间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的特殊知识和经验为改善自然资源管理提供的重要的洞见。认可并使传统知识合法化能够重新激发文化价值和制度，帮助加强被现代化和全球化削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相关民族文化在世代调适与积累中发育起来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 都完整地包容在各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发掘和利用一种地方性知识, 去维护所处地区的生态环境, 是所有维护办法中成本最低廉的手段。地方性知识具有严格的使用范围, 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维护方法的误用。

我国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高山梯田水稻种植办法, 只适用于面向海洋的高海拔迎风坡地段, 离开了这些地区, 就根本无法建构类似的高山梯田。其他地区的各族居民当然也就不会照搬哈尼族的做法了。

再如, 我国彝族对猪也采用野放的方式喂养, 并利用猪食性广的特点, 去控制牧场中某些恶性杂草的蔓延, 这种做法仅适用于温暖潮湿的缓坡谷底。而这些地段主要分布于滇黔桂三省比连地区, 因此也不会为其他民族所误用。

生息在我国西南水土流失敏感地带的侗族、水族、苗族、土家族, 其传统的治水治土办法是, 在陡坡地段预留一到三米宽的水平浅草带。靠这样的浅草带去降低山坡径流的速度, 截留顺坡下泄的水土, 实现了重力侵蚀严重山区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除了防止水土流失外, 这种办法还有四重好处: 一, 可以形成小片牧场, 放养家畜家禽；二, 可以构成防火带, 保护森林、农田和村庄免受火灾的威胁；三, 由于这样的浅草带会自然生长, 因此无需额外投资维护, 一经形成就可以持续生效下去；四, 这样的浅草带还丰富了生态构成的内容, 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景观, 可以支持更多种类的生物生长繁殖, 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6. 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指标，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与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往往呈正相关的关系。“尊重生物多样性也意味着尊重人的多样性”。

7. 生态系统服务中的文化服务：贡献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非物质利益；对将自然商品化提出质疑。

除此之外，还有将伦理纳入保护。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认为人类拥有对自然的统治权；而非人类中心的生态伦理则认为一切生命形式均有其天赋价值、内在价值，并不是以人的好恶来决定。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父母带着孩子去找东巴接受教育：不要随意在山上砍树，不要放火烧山林，不要射杀空中的鹤和鹰，不要猎杀山上的豹和虎，不要狩猎鹿和野牦牛，不要杀林中的熊和野鸡，不要挖山上的银矿，不要采河里的金矿，不要打鸟，不要任意捕河里的鱼，不要侵扰野蜂的巢，不要杀草丛里的蛇和青蛙，否则，自然神“署”会惩罚人类。

结论

文化和经济是驱动人的行为的核心要素。基本的生活需求可能是行为最有力的驱动力，但即使在追求基本的生活需求中，支配恰当的行为方式的文化规范仍然很重要。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许多政策和实践没有回应这个问题，是今天保护面临诸多困难的核心。

※在认识自然的物质和经济价值时需要兼顾它对于人类的非物质价值，将人与自然的文化联结纳入保护项目的设计中将使保护获得支持，也是保护成功的关键。

※自然有其内在和本质价值，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但持续增长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城镇化正在快速瓦解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自然的文化价值、生态伦理是否足以抵御人类的利己主义仍然是个问题。

       刘怡女士拥有中国传媒大学和英国巴斯大学两个硕士学位。她是《通向未来的绿护照》一书的联合作者及多篇其它论文的作者，她还是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国际联盟的荣誉会员，曾荣获2002年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学者和2013年非营利组织领袖福特国际奖学金学者。她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始于1999年至2007年期间，在前国家环保总局（现生态环境部）作为环境教育和传播专家。2007年至2009年，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中德生态环境研究项目和人与生物圈项目东北亚五国的协调工作。从2009年开始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项目协调员，她领导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支持本土的民间组织、社区和公众保护和修复环境、同时提高人们生计和福祉的活动。她工作的领域涵盖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国际水域和化学品管理。她的足迹遍布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多个项目点，这使得她对人地关系有更深的认识，并热衷于在工作中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