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点灯播客05 | 从象牙塔到垃圾堆，我感受到了更多滋养 —

星星点灯播客05 | 从象牙塔到垃圾堆，我感受到了更多滋养

行动研究大师唐纳德．A．舍恩曾对研究者和实践者做过这样一番论述：在专业的不同地形中，有块干爽坚实的高地，人们可在那里有效使用研究产生的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同时也存在着一片湿软的低地，那里的情境是令人困扰的“混乱”，在那里实验室的研究理论往往是行不通的。

但是，愿意从理论的“干爽高地”走向实践的“低洼湿地”的人是少之又少。一位学者，从看见到侧身不难，这也是中国学者最广泛的选择路径，既不伤害自身的既得利益，又能满足文人兼济天下的公共情怀。但从侧身到躬身，放弃自己原有的职务、地位、工资待遇、工作舒适度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这期间则有很多要逾越的沟壑，而且还会涉及到个人生命气象、家庭关系以及原有知识体系和能力的重塑。

一位学者因何而动，以致将自己彻底委身于人们最避之不及的垃圾场域之中？她在做出自身改变的同时，又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一切看似来不及思考就发生了的事情，是源于一个人的少女心，任性，还是生命中的自然而然？

在本期，唐莹莹老师将为我们分享：从看见问题到侧身实践再到躬身入局中，如何实现“边缘创新”到“中心开花”的行动改变，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自身生命的气象。

唐莹莹，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理事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生，恒星伙伴计划一期学员。一位面对环境问题，从理论的“干爽高地”走向实践“低洼湿地”的躬身入局者。

郝利琼

对话人

恒星播客特邀嘉宾，从事过记者、乡村教育、社团治理、NGO支持与环保等工作；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理事，零萌公益理事，一位有着浓郁文艺气质的社区垃圾问题专家、咨询师。

李大君

主持人

李大君，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恒星伙伴计划项目负责人，餐厨零废弃达人，十八年公益专业陪跑者。

从看见到唤醒

遇见垃圾分类，重逢童年

我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机关干部，经常上山下乡，家里常常只有我和弟弟独自在家。从四岁开始，我便学会做饭了。小小的人儿，还没有灶台高，需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把饭锅放到灶台上，下面就开始添材烧火……除了照顾比我小一岁的弟弟，还要照顾家里的几十只鸡——也是我儿时的亲密玩伴。在离家不远的河边，有一小块属于我们的菜地，母亲会种一些小菜，我也会在一旁帮忙。小时候，除了爱学习，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收拾屋子和洗碗。家里每年的大扫除，都是我的任务，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会被我收拾得干净利落，看着家里每个角落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一种成就感。我在想，我的祖先也一定是位收纳达人。

高考后，我选择了我喜欢的法学专业。在重庆歌乐山脚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学习了四年，在这四年，我收获了知识还无意中收获了爱情——当时的法律系同学、现在孩子的父亲。那时候，我也不曾想到，他除了是我生活的伴侣，还成为我事业上的战友。

1998年本科毕业，我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爱人来到他的老家宁波工作。我在那里的基层妇联工作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住在地下室备考研究生。偌大的北京城，经常让我找不着北，我甚至在怀疑这是我未来一定要在的地方吗？然而，不管是否愿意留在这么大的北京，考试当天发着烧的我，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2004年硕士毕业，我进入了高校工作，感觉人一生的命运就落定了——在大学里评上正高，每年做课题、发文章、出专著，就这样到退休，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一次外在的机缘和一次无心插柳，促成了我最终辞掉高校的工作，卷入中国乡村的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领域。

2015 年我到台湾访学，刚到的第一天，台湾的朋友就教我垃圾分类。台北的街道上没有垃圾桶，每天晚上7点25分，垃圾车放着《少女的祈祷》准时到我们居住的楼下收垃圾，那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收垃圾竟然收出了美感。这一幕，猛然间唤醒了我儿时那些点滴记忆和久违了的童年。我想我也可以尝试做出一些改变。

从侧身到躬身

从象牙塔的学者到垃圾捡拾人

2016年3月，我和几位年轻的妈妈在村里组建了志愿者小组，我们向我们所居住的辛庄村干部提出可以参考台湾的做法，探索“垃圾不落地、定时上门回收垃圾”的方式。那时候，我们的志愿者小组一共七个人，村民把我们叫做“七仙女”。我们七个人虽是高知分子，但没一个懂垃圾分类。我们在辛庄开始探索的第一天，就是从外行人的角色开始进入的。当我们一天天深入这项工作后，才发现垃圾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已经没有退路，大家都在盯着你，等着看这群高知分子的成效——或笑话。

我的无圾之路上最早加入和陪伴时间最长的伙伴——我的儿子阿牛

01 | 探索与启程：来自辛庄的边缘变革的学者

我们和两委干部一起慢慢探索，组织全村的村民开展垃圾分类。我们在辛庄村组织了净村行动，用地毯式捡拾的方式，清理了全村的陈年垃圾共计174卡车；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给村民和外来租户做培训共计32场，希望居住在村里的每一个人，都了解垃圾的危害、以及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基本方法。我们协助村庄撤销了全村17个公共垃圾点位，并在2016年6月9日端午节那一天，用一个盛大的启动仪式，开启了辛庄村“净塑环保、垃圾分类”的进程。

在那一天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由村两委干部、本村志愿者、保洁员组成的收垃圾队伍，放着村歌《辛庄人》，每天早晚两次、分四个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我们根据村庄情况，创造了“两桶两箱”的分类方法，即给每户家庭分发两个垃圾桶（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家庭自行准备两个纸箱（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我们同时倡导不用塑料袋装垃圾，而是把垃圾直接放在两个桶里面，然后倒在村里保洁车的对应垃圾桶里面，我们称之为“桶对桶、箱対箱”的方法。

经过三个月面对面上门指导，大部分村民（包括不识字的老人）都学会了如何分类，整个村庄的分类准确率达到90%左右。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些经验，我在2016年底写了调研文章提交到全国人大和北京市人大，得到北京市各级领导的重视。2018 年，我提炼的“辛庄模式”写入昌平区美丽乡村建设方案中，并在很多地方得到推广。现在回头看，我虽然不是环境专业出身，但是我的法学视角和研究功底，以及多年做政策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对政府体制和话语体系的了解和熟悉，无意中促成了“辛庄模式”的从无到有，以及农村垃圾分类从0到1。

随着辛庄垃圾分类的成功。我日益意识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一个村庄的经验和做法，不足以证明可复制性的问题，也不足以识别和呈现垃圾分类链条上更多硬核的问题，我们需要规模化、成建制地推动全镇的垃圾分类工作。

当时的我其实并不知道应该如何规模化地推动一个镇的垃圾分类工作。但是，我带着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很强烈的愿望，想尽各种办法，找到了兴寿镇党委书记杨玉文，和他提出了我的想法。2017年9月，兴寿镇开始和我们合作，共同探索如何在全镇20个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而且，我们还要回应外界关于“辛庄之所以垃圾分类能成功，是因为是一群高知分子在推动”的质疑，我们要用实践证明每个人都能做好垃圾分类，与学历无关。

兴寿镇下苑村，是我尝试将“辛庄模式”复制的项目村。在下苑村，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兴寿镇杨书记派了新任职兴寿镇环卫中心的高帅杰主任一道协同开展工作。有了环卫中心的配合，我不再是一个人，环卫中心的团队在那一刻就成为了我的团队。

更为幸运的是，在下苑村，我在第一次给村民的培训结束后，就成功招募到了一支本地志愿者队伍。她们都是本村妇女，年龄在50-70岁左右。垃圾分类启动之后，她们开始自发地在村里捡垃圾，每周一次，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人数从最初的14人发展到后来的30多人。

下苑村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社区志愿者起初是被动员的对象，而后，

她们以历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创造了垃圾分类的历史。

这支本地队伍，是我极为珍视的。她们善良朴实，行动力强，与乡村有更多的链接，也比我有更多接地气的智慧，我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我逐渐意识到，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发挥在地力量，本地人办本地事，是垃圾分类可以持久下去的重要法宝。

我把在辛庄村总结的经验，结合下苑村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和完善。除了定时定点上门回收，我还为下苑村制定了每日的称重和统计制度。有镇政府和本地志愿者的支持和配合，这项制度被固定下来，为以后全镇的推广和成效的体现，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而随着对垃圾问题的卷入越来越深，我索性辞掉了高校的工作，彻底把自己放逐到垃圾领域。

02 | 从点到面：从“辛庄模式”到“兴寿模式”

有了兴寿镇环卫中心的高度配合，再加上下苑村组建的志愿者队伍，我们在全镇的推广工作如虎添翼。慢慢的，我们的分工逐渐明确下来，工作方法和工作节奏也逐渐清晰和明朗。

在下苑村推动的过程中，我开始学习传播工作。为此，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阿牛生态，我把在下苑村每一天的工作，都记录在公众号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当天的工作当晚必须发出去。很多人，包括政府的一些领导，是通过每天阅读我的公众号文章，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度的。

下苑村的成功推广，给了镇政府极大的信心。市领导的肯定，又给兴寿镇继续在全镇推广，吃了一颗定心丸。继下苑村之后，我们又开始了更多的村庄，我们和政府的分工逐渐明确。截至 2019 年10月，我们顺利完成了全镇 20个村的垃圾分类推广工作，并通过了北京市第一轮的考核验收。

一道躬身实践的各方参与者

在全镇推广的过程中，我开始深入思考：公益组织如何与政府沟通合作，强化自己的专业价值以把握政策空间？如何定位和区分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如何与政府互动来回应相关的问题和挑战？

2018 年的一天，我读到了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先生的一篇微信文章《一个好的公益产品要去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里面有一段话深深打动了我：“NGO 和政府的关系有合作关系，有补充关系，但是还有一种，探索关系。和政府的政策调整相比， NGO是低公共成本的公共服务、公共政策的探索者，其有效的探索最终必然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把项目的最后成果和公共政策的改革联系起来。”这段话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从自己的实践中跳出来，在更高的维度上，去审视我们行动的价值、思考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这期间，我开始在“辛庄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兴寿模式”。第一次提出“辛庄模式”是在2016年12月4日北师大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当时我分享了辛庄垃圾分类的实施过程，并且和与会者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辛庄形成模式了吗？辛庄模式是什么？辛庄模式有推广的可能性吗？国家、社会和市场三方如何互动？最后提出了从垃圾分类、走向社区治理、走向文化重建的思考。在总结模式的过程中，我认为社会各界对一些地方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有需求的，政府希望看到因为“模式”产生的带动和辐射作用。看到政府的需求，也坚守我们的方向和目标。这里需要我们生长出一种既面向未来、又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边学习、边实践、边思考、边总结。从辛庄村到全镇的推广，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每天要面对无数的问题和矛盾。回忆我当时的状态，每天都在不断地切换自己的角色，希望自己能真正识别出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面对他们，本就不易；更难的是，面对他们之后，我如何面对自己。

2019 年 9 月，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正式发布《农村垃圾分类的“兴寿模式”》，总结了“兴寿模式”的五大要素，后来对文章进行了完善，重新发文《农村垃圾分类：北京“兴寿模式”1.0 版》，把“兴寿模式”五大要素完善为六大要素。从“垃圾满地”到“垃圾不落地”、从前端垃圾分类转移到末端垃圾处理……我们从 2016 年起推行垃圾分类，到如今成效显著。截止2020年底，实现了“一升一降”的显著成效：厨余垃圾总量，2020年比上一年增加近1500吨，全年厨余分出率达20.6%；其它垃圾总量，2020年比上一年减少9000余吨。这个京北小镇的镇域环境，实现了从“全区倒数到全市示范”的蜕变。

从我们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到政府的逐渐认可，再到政府的全面参与，以及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广，我们用了四年的时间。四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对于自己五年来“无意间闯入”的垃圾之旅，充满了自豪。我看到自己的脚步，遍布兴寿镇 20 个村庄；我看到我们的行动，给村庄带来的改变；我看到这些改变，对全国更多地方的改变。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净化，还有人心的净化。

03 | 从乡村到城市：从“边缘探索”到“中心开花”

从2019年开始，经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推介，我们开始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在建设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和乡村很不一样。在前期，作为外部的协作者，在这个超大型复杂社区，我们在理顺相关方职责方面存在很大困难。2020 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社区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发展动力。在这个大背景下，社区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

“撤桶并站、定时定点、除袋投放”，是我们在建设部社区推动垃圾分类的主要工作手法。通过阿牛公益与社区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通过日常沟通机制的建立，针对居民、志愿者和保洁员的专业培训，以及零废弃日活动、与兴寿镇城乡交流、保洁员心理疗愈等形式的主题活动，目前社区居民和管理者的垃圾分类意识都逐步得到增强、能力也逐步提升；社区垃圾分类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垃圾分类驿站已进入常态化管理；在阿牛公益的指导和帮助下，万科物业的管理台账基本建立，形成每日记录数据、每月定期汇总、分析和报告的制度；保洁员与居民的沟通能力也得到提升；社区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成效明显。

在这个过程中，阿牛公益坚持“帮忙不添乱”、“借势又借力”、“有所为有所不为”三大原则，在设计社区活动和开展各项工作时，充分考虑与社区疫情防控和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和时间节点相结合，努力协调社区内部和外部各个利益相关方，与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探索“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垃圾分类模式。

事后有人问我：“在主管全国垃圾分类的最高政府机关的建设部社区做垃圾分类，做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万一做砸了，怎么办？”其实，我没想过后路。或许，进入“无我”状态也就“无畏”了。

建设部社区垃圾分类一周年后，取得了各方都乐见的成果

辐射与回归

让业务辐射周边，让心灵回归家园

这五年，我不断地被环境问题唤醒；这五年，我也有机会成为唤醒别人的那个人。我一直在思考和试图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不能越位、不能越界？我如何避免某种程度的道德绑架，不只是从“我”的需求出发，而是从村庄的需求出发？我还意识到，单纯的公益情怀，如果不发展成为科学和专业的公益行动，有时候是会越走越偏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在公益同仁们的陪伴下，共同成长。

这几年，有幸和杨书记这样的基层干部们一起共事，他们给我的熏陶和启发非常多。他们不大讲理论，但讲故事，讲经历，讲见地，很直接。他们谈事情，都要讲到“点”上去，也就是导致某个现象背后的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又往往是以前没有被意识到的。他们能够在真实世界里讨论宏大的命题，并全身心投入自己相信的事业。我也很庆幸，我终于从天上掉了下来，接了地气，得了滋养，有了烟火气，会说人间话……终于活得像个“人”了。

作为实践者和研究者双重身份的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关心的事情，用自己的位置讲清楚。反观自己，我们有很多问题不是需要答案，而是要把问题本身摸得更清楚一些。

比如，我们在辛庄一个村庄探索的“垃圾不落地、两桶两箱分类法、定时定点上门回收”等方法，推广到全镇之后，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前端分类的动员难题；而是规模化之后，中端的清运环节是否科学和顺畅，后端的回收和处理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以及长效运行机制如何建立等等更为系统性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本地知识的价值和重要性，还在平等合作和参与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和体现了自己工作的角色和价值。此外，我们不仅调动本地的资源，也把国内一些好的专家请过来共同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对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要求是一个方面，另外还需要我们具备调动本地资源、整合各方力量的协作能力。唯有如此，到了需要解决垃圾治理的系统性问题的时候，在有效机制的推动下，全面的参与才能顺理成章。

回顾这五年来走过的路，我们走进乡村，走进城市，用我们脚踏实地的行动，影响了身边很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关注乡村；我们也有机会带领很多人，从政府官员、白领人士、大学生到本地村民，共同走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

我们通过坚实的努力，推动乡村和城市的垃圾分类试点项目，从实践中逐步总结出城乡社区垃圾分类的经验和模式，提炼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和探索关系的关键要素，以垃圾治理为抓手、陪伴社区建设可持续的美好家园。同时，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专家论证和发布会等形式，把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作为决策依据，并持续推动部分地区相关政策和行动的改变。我们不仅专注从项目入手、以服务为本，更重视向影响公共政策的层面提升。

未来五年，我们希望成长为北京垃圾分类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一家兼具服务和倡导功能的社会组织，我们将继续通过对城乡试点项目需求的有效供给，从中提炼更为落地的经验和模式，在提升公益行动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推动民间自下而上的探索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相结合，促使成熟模式在更多地方成建制的落地，促进公益项目的产品化和规模化，致力于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这样的遇见，阿牛公益未来要去的方向，也逐渐清晰起来。在我心里，垃圾分类和可持续社区建设，就是一个不仅优美而且诗意的化育过程。于我而言，她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修行……

这样一个化育的过程，需要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我们的忧虑少了，困惑减了，生命也逐渐“化”开了。这个地方，像我们的家那样，让我们可以细细品味一粥一饭、汤羹肴馔，还有各种的人情流动，以及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日升月落的光阴徘徊，把人与我，把个体与群体，把当下与天地、与历史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将化育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气、神”。

这样的场域，我们希望把她建在北京的乡村。她不仅是一个教育、示范和体验基地，她更像一个家，让更多人有机会放下紧张和忙碌，通过劳作与土地和自然亲密接触，感受生命和天地的链接。乡村是滋养人的，是可以让人安心的地方。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愿意回家；而且，有家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