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初,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恒星计划:可持续社区领袖成长支持项目”线下工作坊在上海举行。
期间,恒星计划陪伴导师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围绕“行动研究”做了专题分享,本文根据高队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这是一篇基于行动者十余年落地深耕的行动研究理念、方法和经验的分享。透过他人的剖析,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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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的逻辑
一个行动者首要的是搞清楚自己,今天为什么要站在“恒星计划”的工作坊来做分享。
# 我是谁?
我姓高,高思发,今年50岁,因为2008年带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后来大家都叫我“高队”。我有一位支持我12年做公益探索并且深爱我的妻子,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12位孩子的深度陪伴者。
# 我来自哪里?
我是四川绵阳人,家住一个小山村。在北川做公益12年。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那时候如果放到现在的词汇里,叫困境儿童。在我出生后不久,爸爸生了病,肺结核。那时候农村要得了肺结核的话,就是要打青霉素,家里太穷完全打不起。家里就期盼老母鸡下蛋,卖了鸡蛋给家里做补贴。
我十二岁那年,爸爸的病渐渐好了,遗憾的是妈妈又生病了,泥沙性胆结石。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每天都有人喝药,爸爸每天喝三碗,早中晚,熬着中药,这种味道陪我到小学毕业。妈妈的病在我16岁那年基本好了。从小学到初中,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自卑、内向。
这就是行动者在分析他的根源,每一个行动者,都有背后的行动逻辑,在行动者长大的时候,他要问为什么做这个事,这就回归到原生家庭,了解他成长的历史。每一个行动者的最后就是去梳理自己的成长脉络。
在5.12地震之前的几年,我在西藏做点小生意。
因为5.12发生了,既是灾难,更是唤醒,这次灾难唤醒了我。我回到了北川。如果没有个灾难,永远不会去北川。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向荣老师说:“高队,公益都在讲孵化,你是大地震孵化出来的。”
2008年,我38岁,作为70后,我享受了这一时期的红利,可以在外打工,更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做生意也能赚点小钱。5.12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我觉得我应该回到家乡做点事情。在启程回四川前,我已经在西藏做了两天的志愿者。我的计划是回到绵阳,到北川县去做两周志愿者。于是,我就与17名志愿者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地震灾后最大的安置点,上万人在此安置。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我们到“安州驾校”漩坪乡安置点。我们这一队志愿者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名字特土,是我在火车上起的。后来,我们改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
我们去了北川中学原址。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中学两栋五层教学楼垮塌,1000多名学生遇难。在北川中学原址,我每天看到那些遇难学生的妈妈或爸爸背着一个背篓,把孩子的遗物从旧楼上背下来,楼上的衣服都晾的整整齐齐,鞋子摆在阳台上,就跟有人住在里面一样。我就看着这些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在旁边焚烧孩子的遗物,心里特别难受。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心里堵得慌,这些遇难学生的妈妈、爸爸,他们未来怎么办?尤其一些妈妈,我能看得出她们内心非常大的煎熬。
看着这些逝去的和存活的生命,我内心感觉应该做些事,不应该走,觉得应当为活着的那些人去做些事情。我们建了一个帐篷小学。当时没想着要做得多长远但一做就做到了现在。建帐篷小学就是我根的开始,第一里面有遇难学生的家庭,其中还有父母遇难或者受伤。一些家庭因为5.12地震陷入贫困,学生上学压力大,大家就协商说能不能给这些孩子争取资助。就这样,我们的助学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从2008年的17个志愿者,发展到今年的2600名志愿者。
我是第一名全职,我们现在有32名全职,从“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发展到现在六家独立注册和运营的机构。
我们出生在哪里?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行动者的历史。
如果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贫困和5.12地震,不是因为北川中学遇难学生的父母,不是因为帐篷学校,就不会有我们在北川12年的灾后重建工作,更不会有今天,这些都离不开你的原生家庭和你之后的人生际遇。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虽然这些都是哲学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不清楚。我今年已经50岁了,觉得有时候还是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就要去探索,要去搞懂它,一定要想办法讲清楚它,这就是行动者要做的东西。
# 我要去到哪里?
讲完“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就要开始讲第三个问题,我要去向何方?
震灾后,产生了很多孤儿和单亲家庭,我们慢慢也从最开始的助学,朝向去关注可持续的生计问题。2014年-2016年,我们开始做生计发展、做灾后重建的口述历史书写,在此基础上,2017年年初,我们就开始进行可持续的社区生计模式实践——北川妈妈农场。做生计发展很不容易,我有一帮朋友都做失败了。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云南地震之后,做生计发展失败的案例很多,但也仍有很少一部分人依然在探索。
不断探索的目的,就是了解行动者的路径,为什么要这样,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行动者最好的成长,不断去获取知识。每个行动者身上都是一个宝藏,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这个宝藏,不能说高队做了12年了,他有一些知识,有一些经验的,他就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这是有问题的,单纯照搬经验往往的害死人的,我觉得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共创而来。
昨晚,我跟广东绿耕的阿甘就在共创今天要讲的内容,这就是行动者最好的成长,基于“人在情境中”的反映对话是共创的很好方法。
说不清楚你从哪儿来的,你来参与“恒星计划”干什么,无论是作为恒星计划的学员,还是导师都是不清晰的。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从5.12地震后最初做帐篷小学到现在做妈妈农场,人和事我都做到了可以做系统分享的程度。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用行动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对照我自己和团队。我2011年开始跟随夏林清和杨静老师学习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对于我个人和团队,受益都非常大。它让自己在12年的公益路上知道需要什么,知道怎么往前走。今天,我把我学到的知识进行传递,让行动研究产生社会价值,这就是知识再生产,这也是行动者的责任。
还有,就是主办方的邀约。我是在行动研究领域认识了恒星计划项目负责人大君,虽然在一起学习只有一次。我和他都是靠谱的人,我相信靠谱的人一定会做靠谱的事情,最后,他也一定会找到一帮靠谱的人。所以,我就来到恒星计划了。
靠谱不仅因为情怀,关键还是在于逻辑通了、路子对了,大谈情怀会害人,会让人脑袋晕乎。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在谈我的行动逻辑,如果我们的逻辑是怎么样的都说不清楚,我们的行动就是会出问题的。学习行动研究,就是让我们直面行动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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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的意义
什么是行动研究?行动者是怎么来研究自己的?我了解很多人在做行动研究,而且做法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人写故事、有人写案例、有人练习协作者对话,还有人专门用行动研究来教别人怎么写项目申请、项目监测、项目执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价值。那我学习的行动研究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认为,行动者即为研究者,自己来研究自己,成为自己行动的研究者,研究权力掌握在行动者的手中。
我曾经日思夜想希望有一位专家来帮我们做项目的研究和梳理。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一是,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领域,不一定都是对口的;二是,专家做的东西是否有价值,也需要评估。此外,专家费以及专家是否看得上我们这些小机构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作为实务工作者,我就特别想做我们自己的研究,想得快疯了,为什么呢?
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找不到方向是因为找不到和看不到自己。所以,将研究的权力重新掌握到行动者手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流畅了,你可以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行动研究学习到最后,就是一把利器,对自己的成长有益的利器,随时为自己做服务。
行动研究对于自己来说是利器,对机构、对他人是有价值的,包括对你自己的家人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
行动研究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拯救了。当我们把自己拯救了,有了清晰的目标,才会知道你干的事情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知道行动者即为研究者,我们把研究自己的权力拿在自己手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这就是方向。
最初我学习行动研究也是学不懂,一是确实此前没接触过,二是跨出自己的舒适区也是一个挑战。即使那样学习了五年,我觉得我也只是入门。后来在实践中,我才加深了对行动研究的认识和掌握。古训说得好,欲速则不达,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有价值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需要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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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能生产知识吗?
行动者能产生知识吗?能不能做研究?过去我真的是不相信。我的学历只是初中,我觉得一个初中生怎么能生产知识呢?但现在我相信了,行动者是能做研究的。
一般会说,研究是学者的事情,行动是行动者的事情。我觉得做研究多好啊!来个导师带几个学生写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做个访谈,高大上的,交给基金会看,我们的项目做得挺好的,导师已经研究出来了。有的时候,基金会都不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过去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去寻找这个脉络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由我们自己做梳理的。
有效的对话是行动研究的基础,我第一次系统学习行动研究是在2011年10月,我们去到了河南周山村。在那里学习行动研究,我学得满身都是汗。老师说今天一天的课程就是学习介绍自己。我心里想这个需要学习一天吗?老师说:“今天我们就要知识共创。”像我们这次恒星计划工作坊的知识共创,一天下来的学习结果就是在介绍自己,讲清楚你的逻辑和脉络。讲不清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导师会帮助你让你今晚不睡觉去梳理你的逻辑。我们一般听到“导师要帮助你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晚上肯定会很惨了,因为至少到凌晨三点。我们怎么做自我介绍呢?先去学写,把自己写清楚,最后要站起来去讲清楚。自己觉得明白和你讲明白是两回事啊,有时候我们一讲就跑题。昨天咱们“恒星计划”工作坊“可持续社区实务工具共创”的环节在做总结时,大君还在说,有个组跑偏了,但是偏得很有意思。
每一个行动者背后是有逻辑的,一个行动研究者要知道自己背后的逻辑。所以我在河南学习的最大收获是——那个时候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上午场是练习,下午场就开始做自我介绍了。老师问谁先开始介绍,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为啥?因为怕说错了,怕讲不清楚自己的逻辑,但最后我们几个年龄比较老点的,抱着对自己开刀的心态先上去介绍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老师有对话,我们称做反映对话。这种对话会帮助我厘清自己的行动逻辑。
我们的管理团队也经常对话,那个时候对话对得很多人下不来,下不来的原因是啥?一种原因是,你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最真实的想法或者你不敢直面你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说话说不出来,被猜的时候,也很痛苦。我猜你是这么想的,你猜我是这么想的,这一猜啊,两口子都要搞出问题。没有有效的对话,很多心结是打不开的。每个行动研究者,最后你的行动历程一定是要把行动可视化的,要让眼睛看得见,要让眼睛一定能看得见你的行动,不仅是你的行动,还有你家人的行动、你同事的行动。如果我们看不到行动,一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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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对话,看见另外的自己
行动研究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实践者,行动研究对于行动者是改进实务工作的一把利器。最开始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到后来真的是修行了。行动研究就是学无止境的终身学习。梳理行动者的知识,需要反映对话。为什么是反映对话?通过对话梳理自己,把日常纷乱的大脑按下暂停键,放下一些东西,重新去审视自己。所以为此,当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我这几天就和阿甘一起,把我的暂停键按下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边讲阿甘呢?因为工作坊这几天,我和阿甘是共同陪伴,他和我分享了他的行动故事,我是受益者。但我是他的陪伴导师,我应该怎么在他行动的当下去陪伴阿甘?去看见另外的自己?行动研究就是一把利器,这把利器是剖开式的,它剖向自己,我也想把这把利器教给阿甘,让阿甘去对自己剖析。
阿甘反馈道:“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和高队聊到很晚,凌晨两点钟才睡觉。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到底行动研究是什么,包括所谓的过程和对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过程下来就是让我看到我自己本身在面对的东西。我在面对的东西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要从过去的一些经历来看到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就是像高队前面在讲,要去看到行动者一路走过来的脉络,他走到今天,他行动的一些逻辑。我觉得有时候自己是很难去想的,那高队刚好作为一个协作者和陪伴者,在这两天跟我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他在某些关键点的一些问题,可以作为触点继续去深挖。这些问题很尖锐,可能让你不舒服、不太好去面对。有点像高队刚才讲他做行动研究时的那些过程,需要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或是找到你自己合适的时候,能够把你自己的东西去阐述出来。当你去做阐述的时候,或是说当你去做梳理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些东西,放下或者接纳。这些是为了朝向未来,是为了一个新的我能够得到生长,也是为了新的自由能够得到生长。”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一个圈以后很难走出去,需要协作者来协助你去走出这一段道路。刚刚阿甘说的“放下”和“看见”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是放不下,我们有执念。执念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执念的方向在哪,我们不够清晰的时候,需要有协作者去协助你去看清方向。
当我们把暂停键按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通过对话去看见自己,把贪婪、迷失的自己给找出来。行动研究核心的东西是反映对话,突破你的舒适区和伪装,看到最真实的自己。
面对就是痛!那是什么样的痛呢?那是直面你的内心。就如人的身上长了一个疮,生疮的时候挤脓头很痛。行动研究就像一把利器,一点点地把脓头挤出来。很痛,但后来会很爽,虽然这个过程是慢慢发生的。我们这批学员不一样,都是有着丰富一线行动经验的实务工作者,从现在开始做行动研究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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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行动的研究?
我过去一直觉得,让我讲故事、写故事可以,但是让我做研究,很荒唐。研究里面,有逻辑框架、有理论支撑,这对于我一个初中学历的人都是挑战。
但你必须得做。
行动研究背后是反思,是真反思。社会工作也讲反思,但反思是要开刀的,是向自己开刀。你看到问题,但你不动。有些人说,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问题。但又有多少人厘清了问题的逻辑、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把它实践了出来?
第一,我们要做问题和方法的梳理。5.12汶川地震发生后,300多万志愿者参与在地的救灾工作。到今天,还仍旧坚持做灾后重建的公益力量很少,其中就有我们。当你去坚守,一定有人会看见。古训说,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通过梳理,我们很多从志愿者成为我们的资助人。
第二,我们要做服务模式的梳理。我们从资助学生到关照学生的家庭,又从400多个受灾的学生家庭中里面找到61位单亲妈妈,做了妈妈农场。这样,精细化服务就出来了。当我走进这些单亲妈妈的时候,她们的故事真的感动了我。她们房子没有了,老公也不在世了,她们少了一个安全的区域。很多人都说这个世上母亲伟大,但社会上对单亲妈妈的关注和支持很少!这些问题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人去直面、去应对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团队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要破釜沉舟,面对这些社会的痛处,迎面而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组织存活下去最大的希望和价值。
2017年3月20日至21日,我们做了一个有关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参加活动21位妈妈中,有18位是单亲妈妈。我想了解一下她们的生活。一位妈妈说:“高队,我们也不算苦,我们自己还能过日子。”我说:“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怎么过的日子。”这位妈妈说:“我骑个摩托车,去山里挖药,把药卖了,我就可以养活孩子。”她就这么淡淡地讲完了。第二个妈讲就不是这么讲了,她讲我过得好苦,一把鼻涕一把泪。第三个妈,第四个也是。几个妈一讲完,把我讲得找不到方向了!我一定要去她们住的地方看看。
我记得,当我去走访时,迎面见到那个骑摩托车上山挖药卖药的单亲妈妈,这个身高只有1米5的妈妈,骑一个125排量的摩托车,她为了挖药,需要骑摩托车骑山路一个半小时,然后再走路一个半小时。我去到了她的住处,她住在一个潮湿的山洞里,并且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她一个礼拜下来,挖药可以卖800块钱。但是卖了药材后,她每个礼拜要用500多块钱去治病。后来,为了祛湿她又喝酒,喝酒以后身体又发胖。我就站在洞口,对那位单亲妈妈说:“有一天,我一定会找一个地方,让你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家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个愿,我要为这些不被看见的母亲营造一个安全的港湾。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叫港湾计划。
那次探访回来之后,我开始忏悔,开始面对我母亲和妻子的感情。我父亲去世18年了,我从没去问过我的妈妈,你的情感怎么样,你是怎样过来的?我妻子是在离婚七年之后与我相遇的。我此前从来没有去关心妻子在离婚七年的时间里是怎么过的?通过这些单亲妈妈,我看到了我自己,我自己的家庭。
助人就是助己。一个行动者,应该直面社会问题,也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当我把这些故事和我的计划去讲给北京一个基金会的时候,那位负责人就说,高队你想做多少?我说,我想做一个妈妈农场。他说,你说需要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他说100万够不够?我说我不知道。我回去做了个预算,150万。150万其实不够,我后来又把这个故事讲给另一个基金会听,给了70万。有了220万,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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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看得见也要被看见
作为一个行动者,我们眼中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看得见也要被看见。那些单亲家庭是与我一起长大的生命共同体,也是她们带给我们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
5.12地震改变了我。直至现在,这些地震遗址一直在给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在我有很多压力和出现迷茫的时候,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的启发。5.12地震期间,北川县有一万多人死去,半个县城被瞬间掩埋,光是上面这张图片拍摄的地方就埋葬了六千多人。我们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在地震中死去,她每年都给孩子写三封信,到今年已经写了36封信。我们每次带妈妈农场的孩子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会把信抄一次。我给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去读这些信,要读母亲的信。因为,它是我们所有行动的起点。
而今,我把我的行动讲给大家。因为,我相信信念的力量,我相信行动的力量,我相信剖析自己能够照亮他人,我也行动研究能够给我带来改变,也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一切行为的原初和未来成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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