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商业生态工作室
她,是谁?
郝利琼,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NGO工作16年,曾经的工作领域为乡村教育、乡村社区发展、NGO组织支持、志愿者管理。多年来扎根于上海社区的垃圾分类实践,
其创办的爱芬环保的垃圾分类模式如今已被全国十多家城市的组织在运用。
作为社区垃圾分类的“前辈”,郝利琼当之无愧。如今她也乐于以顾问的身份,与行业伙伴们交流垃圾分类的经验,以她认为“柔软”的方式去支持更多的伙伴。她被人们熟知,是因为爱芬环保,她自己却想先谈“自然之友”1和“热爱家园”2,以及那个多年前在川西平原的青山绿水中奔跑着、跳跃着、充满生命力的小女孩。在她看来,保护环境不仅仅是在意环境本身,而是人自身的一种觉醒。
我是3年前买的这件衣服。记得那是初秋的一天,我走在外面,路上有黄叶飘落。我看到一位女士身穿一条花裙子,跟缤纷的落叶很般配。我觉得她当时的状态很有生命力,而那时候的我状态低迷,心情有些忧郁。我立刻想买一件花裙子。有一天我逛街时突然发现这条红裙子,从样子到布料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没有花裙子,红裙子也不错,就买了下来。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家到学校可能有2公里路,每天要走4趟。先沿着河走,过桥,再傍一条小溪走,过一个小村落,就到学校了。多年以后,我再次见到住在桥边的一位金姓大伯。他说:“你知道吗,你上学的时候,每天都是蹦蹦跳跳地从这路上走过去的。”回想起来,在上学路上,我就是一个永远在乡村土路上左右脚跳动的乡下小女孩。我很想回到小时候一直蹦蹦跳跳的状态,我觉得那是我生命本身的状态,也是我期望达到的状态。
我偶尔会穿这件衣服,在需要光彩的场合穿。我其他的衣服普遍是暗色的。我也在想,之前为什么没有那么渴望这样一条颜色鲜艳的裙子?因为我之前并没有觉得有问题。而3年前,我感到自己生命的状况是需要再次被激发的。那时是觉得有些苍凉的,因为已经远离了儿时的那种状态,需要一个媒介去找回那种感觉。
虽然有些苍凉,但也是一种安慰。因为我首先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状态,并且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是想发生改变。也许只是买一件衣服,但也是创造改变的行动。
上海怎么一点美感都没有
1992年的9月份,郝利琼第一次来到上海。走出上海火车站的那一刻,她看到灰色的房子,灰色的天空,衰旧的街区, 不禁想,上海怎么会是这样一个“荒凉”的城市?“我的家就在一个小河边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水稻、小麦或油菜,年复一年的种植与收割,大地光彩照人,大自然以这样的节奏年复一年的变化。上海没有绿树也没有田地,我感到很压抑、不开心。”那时还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郝利琼单纯地觉得,这个城市不美丽,无法给心灵营养。
春天的水田。从郝利琼家门口望出去,四季都是风景如画
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给了她很大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使得她从此开始关注环境,她也一直主动寻找与之相关的工作和组织,希望能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事情。幸运的是,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是中国环保NGO的摇篮,其最早的一批会员,如今都成了中国环保界的中坚力量。其中也包括了郝利琼。
1999年中国刚刚兴起互联网的时候,郝利琼在触网之初,幸运地遇到了“自然之友”,她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申请成为了会员。2001年到2002年,在北京工作的她,有机会参加了几次自然之友的活动,她自己也读了很多梁先生的文章,梁先生对于环境问题敏锐的觉察和反思让她感到很有力量。2003年,梁先生要在上海做一个演讲,活动是热爱家园办的。郝利琼因此结识了热爱家园。她笑称自己从事环保工作是曲线救国,兜兜转转了一圈,终于找到组织了。
“我为什么关注环境?因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会给你带来愉悦,带来尊严和慰藉。我小时候,春天油菜花开满大地,我们小孩子就到油菜地里玩。油菜杆特别高,小孩走在里面,就像走在森林里一样,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再也找不着家。现在想起来这种感觉特别梦幻。上高中时,学校外面就是很大的原野,有一条河流,河边有大片槐花,5月份开满枝头,特别香。我们就在河边跑步、看书、约会喜欢的男生。我觉得我所有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天性都是在那样一个自然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给了我无数的想象,是我生命的源头。”郝利琼说。
2019年的春节,郝利琼刚刚回到家乡,就到家乡的小河边去清理垃圾
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让郝利琼对环境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她的女儿得了哮喘,她得辞职在家照顾女儿。她的先生自从到了上海之后也得了鼻炎,每天要打几十个喷嚏。以前只是觉得环境不美,现在则是感觉到环境已经给家人带来了伤害。几乎在同时,她参加了一个培训,开始接触到公民社会的理念,仿佛醍醐灌顶。从以前只是对环境有懵懵懂懂的意识,到现在找到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撑,那时候就把环境问题和公民的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早期这种理论支撑,也成为了郝利琼之后多年做环保工作的方法论:即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垃圾分类也不只是把垃圾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放到该放的地方,而是通过垃圾分类,去推动社区工作,让居民主动地参与到这件事上来,从而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而这一切,也为后来她的迷茫埋下了伏笔。
人的改变才是核心
郝利琼很兴奋地在热爱家园那里找到了直击她心灵的理论支撑,不过,热爱家园并不做具体的环保项目。后来的日子里,她尝试过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因为孩子她开始关注华德福教育,参与了在青海启动的一个支教项目“高原绿洲”,这个项目持续了8年。2004年开始,她还跟随温铁军老师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2009年,因为世博会的机遇,她和伙伴们开始做一个社区电子垃圾回收的项目,正式接触废弃物的话题。做了2年之后,团队开始讨论把项目独立出来,成立了爱芬环保。
真正让爱芬比较轰动的,是2011年做了“扬波大厦”的示范点,把生活垃圾分为11类,有十几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也正赶上上海市政府开始推广垃圾分类,需要亮点。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了。“所以我没有特定去选择要做什么,而是要做的事情找到了我。”
爱芬环保是国内最早致力于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组织,他们推动几百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成为很多城市争相学习的对象,这些是郝利琼始料未及的。“在社会领域,中国的机会太多了,做任何事都有可能成功。关键是你要全心投入,不计成败地去做一件事情。”
2018年,就在“垃圾分类”成为举国上下最热门的环保议题、所有人都跃跃欲试的节点上,郝利琼却已经开始了她的反思。
这跟她早年接触的理论以及方法论有关系。用她的话说,早年的爱芬做垃圾分类,用的是社区建设(营造)的方法,一个个社区的跑,寻找社区领袖,带动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一同参与进来,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培训志愿者,把本土化做得很扎实,让“社区居民为自己社区服务”。那时候一年只做几个小区,他们花很多时间跟社区的人泡在一起,垃圾分类、社区建设的效果比较长久,一些做垃圾分类的社区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垃圾分类是一个切入口,是一个契机。我最有兴趣的是看到社区的这些人和团队,因为这些事情而被激发起来,开始为社区服务和奉献,同时也收获和分享社区的改变。一些老年人,本来生活很狭窄,因为参与了社区志愿者工作,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为自己的付出感到骄傲。这是我的成就感所在。”
“而当政府把垃圾分类作为一个任务后,我们从最早一年只做几个小区,到现在每年做几十个小区,效率是极大地提升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早年那样深入地跟社区建立联结,带动社区发生比较深层的改变。在政府下达的宏大任务下,大家都忙着完成任务和目标,而不再去考虑垃圾分类真正要给社区带来什么改变。”郝利琼说。
天生社会工作者
从自然之友到热爱家园,再到爱芬环保,郝利琼的职业生涯都跟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媒体和NGO的经历,她在商业机构的工作非常短暂。在谈到自己的这种选择时,郝利琼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这个行当。“我比较理想主义。我的心中有一些根本的价值和信念存在,这辈子会为了这个理想去追逐。不一定会达到,但会不断接近。”
郝利琼在社区动员会上
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郝利琼把她的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当地的社区。当她一次次出入在上海老闸北区的老小区时,总是有人认出她,亲切地喊她“郝老师”。好多小区的保洁员也都和她打招呼。
“利琼跟社区的人开会时和跟我们开会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在社区开会时她的眼睛会发亮”,程小琼说。程小琼十多年前在热爱家园当志愿者时就与郝利琼相识,也是在她的影响下曾经到爱芬环保工作,谈起郝利琼时她这样说道。“那是因为她对人本身有着本能的热爱,她能敏感地捕捉到社区的人发生的变化。她跟志愿者的关系也特别好。”
回到郝利琼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去做垃圾分类,因为她明白环境意识的觉醒可能是人的觉醒的一个起点,比如垃圾问题,这是每个人天天都可以触碰到的。“另外就是公共意识。人不再只是为小我而活,还可以为更大的东西、为公共的精神而活。我们工作本身就是不断启发每个人去思考,人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跟社区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否愿意为这种关系的调整而去付出。”
程小琼说,在爱芬,郝利琼总是那个“温暖的底色”,能够给人不一样的体验。“很浪漫,她会一边唱歌一边做事情,有时候还会写诗;对于她来讲,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她会给我们很多元的信息”。
从2018年开始,郝利琼希望看到更大的东西,她减少了爱芬具体的项目和管理事务,开始了她持续的思考和对行业及其他城市伙伴的推动。与3年前她状态低迷、需要一件花裙子来激励自己相比,如今的状态是她自己比较满意的。
“我希望这个社会是公正的,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我更大的追求是希望每个人能够藉由各种途径,达到意识的觉醒,能够不被任何外物所束缚,包括权力、金钱、贫困、欲望、外貌等。我觉得人终究是要摆脱束缚,走向自由之境的。这是我自己,也是我对社会及他人的终极梦想。”郝利琼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爱芬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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