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云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孕育了非常独特的物种，比如绿孔雀和亚洲象。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影响，野生动物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加彰显。在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交织作用之中，云南本土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也在不断摸索着在地化的保护行动和方法。

杨星：爱鸟护鸟不能只靠“情怀”

太阳落山后，夜雾从山间悄悄弥漫开来。叽叽喳喳的鸟声如喧哗的潮水，一阵阵地掠过人们的头顶。在云南白族的神话中，曾有只美丽的金凤凰，为了救众鸟而牺牲于此，于是每逢农历八九月份，就有各种鸟类成群结队地飞来哀吊。趁着雾色渐浓，猎人们点起了数百个火堆，冲天的火光让鸟儿们乱了阵脚，纷纷掉进等候多时的捕鸟网里。

“这里是候鸟们每年必经的一个中途站。”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观鸟协会会长杨星介绍道，“它们看到火光，以为是天上的星星，搞不清方向，就被抓住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已明令禁止这类捕鸟行为，并采取收缴猎枪、全省禁猎等措施以保护鸟类，但受传统习俗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屡禁不止的情况。

地村寨里的民俗画

在成立观鸟协会之前，杨星是当地一家登山协会的会长，有着17年的户外运动经验，曾穿越多条户外徒步旅游路线，包括高黎贡山、哀牢山、碧罗雪山、西藏墨脱等地，会员达到100多人。在多年的徒步生涯中，每当遇到老乡打鸟的情形，他们都会上前制止。在2010年1月3号的一次漂流活动中，他们遇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鸟：乍一看以为是动物园里常见的蓝孔雀，但它的个子更高挑，胸颈是翠绿色的，身上的羽毛会随着光线角度的变化，从翠绿、蓝绿逐渐过渡到古铜、金黄的金属光泽，而且叫声高亢洪亮，不像蓝孔雀的“哇哇”声那么刺耳。

“原来那是绿孔雀啊！”杨星后来才知道，那是比大熊猫更濒危的“百鸟之王”，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的主人公。2018年5月，国际期刊《鸟类研究》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栖息地急剧减少、毒杀、盗猎等因素，近年来绿孔雀在中国的分布区有六成已消失，且大多分布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纯种的绿孔雀现存不足500只，已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和世界濒危物种。

绿孔雀（图片来自网络）

绿孔雀的倩影让杨星难以忘怀，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意识到，保护鸟类及其生存环境刻不容缓，而这不只是环保部门的工作，也需要每个公民的具体参与。他说：“你既然喜欢鸟，自然就会想要保护它，那么首先要关注和保护它的栖息地。在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里边，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2017年5月，玉溪市红塔区观鸟协会正式成立，早期的30名会员大多来自原来的登山协会，以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杨星也常鼓励他们带孩子一起来参加活动，说环保意识要从娃娃抓起。他打算培养一批“鸟导级”核心会员，勘察本土观鸟线路、特色鸟种观察点，并与相关NGO、鸟类保护专家和观鸟达人开展合作，让更多的人亲近鸟类，理解生态保护，从而主动参与到具体行动中。

杨星（前排左三）与观鸟协会成员合影

2018年1月起，杨星开始参与到新平绿孔雀栖息地共管保护小区项目中，这个项目由SEE诺亚方舟资助，云南省林业厅牵头，为期五年。作为在地的执行机构负责人，他每月驱车200多公里前往保护区，给那里的8名巡护员做能力培训，并邀请专家学者到周边的村庄和企业里做环保宣讲。起初，这些巡护员和周边的村民一样，对生态保护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偶尔听到几声绿孔雀的鸣叫，经过一年的工作，他们开始学会自主收集有关信息，积极活跃在巡护一线。目前他们监测到小绿孔雀的数量新增至4群共15只，正在保护小区内健康成长，这些改变也影响了周围村民的想法，共同成为家乡珍宝的守护者。

“一开始就跟老乡谈情怀，那是有点不现实的。”杨星说。在云南的边远地区，依然存在着打猎盗猎的陋习，村民们没有受过环保教育，很难意识到鸟类的生存危机，因此，他认为不仅要在那里开展普法教育，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也需要发展当地经济，为他们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云南盈江，“中国犀鸟谷”已成为当地观鸟经济的一张名片，游客可以跟随当地少数民族的向导，沿着观鸟栈道，前往密林深处的鸟类观测点，并入住犀鸟谷所在地石梯村的民宿。由此，当地村民从过去的“打鸟捕鸟”破坏生态，转变为“爱鸟护鸟”保护生态，在守护自然家园的同时实现了脱贫致富。在云南保山、广西龙州、辽宁丹东等地，“观鸟经济”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杨星说，红塔区的鸟类资源也非常丰富，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思路，他准备配合当地旅游局的工作，帮助在地村民开设观鸟农家乐，并做好相关宣传引导，保证观鸟经济的持续性。2018年，他拿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创绿家项目的12万元资金，将用于观鸟协会的公众科普讲座培训及观鸟活动的交通费。

陈轩扬：在西双版纳做一家“绿色博物馆”

1991年出生的陈轩扬并不介意“绿二代”这个标签，尽管他一度不理解父亲在环保事业上的“折腾”。他的父亲陈永松是中国绿色教育的先行者，创办了云南生态网络和丽江绿色教育中心(绿色家园)。陈轩扬从17岁起开始接触公益事业，18岁时曾独自坐了4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昆明前往北京参加环保年会，由此进入公益圈。

“小时候学校里开会，每个同学轮流介绍自己父母的职业，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父亲是做NGO的，那时候大家对NGO都没什么概念，连老师都蒙圈了，问我是什么意思。”陈轩扬说那时候他特别不好意思，也不认可父亲的做法：“他凭什么去做公益？我们家很有钱吗？为什么要帮助别人？”他的祖父一直有个开餐馆的心愿，但父亲从体制内辗转到商海再到公益，始终没能来得及帮老人家圆梦。祖父的去世仿佛当头一棒，让陈轩扬想明白了：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试着去理解和支持一下父亲？这就像口口声声要做公益，与其等到猴年马月赚够钱，为什么不从当下就开始行动？

童年的陈轩扬和父亲陈永松在一起

2008年，陈永松举家从昆明迁往丽江，在拉市海的安上村开办了首个绿色教育博物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当地社区居民、国内外学生和游客的一项绿色选择。陈轩扬说刚搬到拉市海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当地马队的调查，当时总共才不到40个马队，随着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到了2015年，合作社原来的两三千匹马发展到上万匹，致富发家的农户们纷纷将自家门头修葺一新，金碧辉煌如城堡一般。随之而来的就是污染问题：每年有上百吨的马粪顺着雨水，从山上的马场流进湿地，拉市海的水质也因此一落千丈，从可供饮用的一类水质，下降为景观用水。曾经和小伙伴在那里畅游的陈轩扬，也切身体会到环境保护的刻不容缓。

陈轩扬（右三）和他的公益伙伴们

2015年，陈轩扬从云南师范大学泰语专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自然体验师。这是近年来一门新兴的职业，引导人们走出都市，回归自然，通过体验式的活动，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层次连接。“城市里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水泥钢筋房里面，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乡下，以至于五谷不分。”他解释说，这份工作不仅是简单的户外拓展，也有公益教育的功能，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能力。

陈轩扬目前运营的西双版纳绿色教育中心成立于2017年，在复制父亲“绿色家园”模式的同时，也融入了他自己的想法，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建设，开展关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亚洲象的科普教育工作，同时带动当地社区的发展。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培训导赏员，这些导赏员有老有少，包括一些当地的傣族村民。“我们说要保护亚洲象，不能只靠我一张嘴去说，而是通过这个博物馆去告诉大家，保护亚洲象是正确的事。”

西双版纳绿色教育中心所在的傣族村寨

对于亚洲象，当地的村民是又爱又恨的，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野象伤人的事件，而在平时，它们总是溜到地里破坏庄稼。陈轩扬介绍说，它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对吃也很挑剔，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常常躲在树林里，偷偷观察人们先收割哪片玉米地，知道哪片已经成熟了，等人一走，就倾巢出动地去采食，然后经过个把月再重返旧地。村民们一发现它们的身影，就会互相通风报信，全村的壮汉就会敲锣打鼓，甚至用土枪土炮来驱赶。“村民们是不敢主动攻击野象的，一来犯法，二来它们会记仇，被伤害的话会来寻仇。”

由于现代橡胶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在西双版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原有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作为亚洲象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原始雨林也未能幸免，这迫使它们进入人类的聚居地。根据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亚洲象对全州农作物毁坏造成的损失达2亿元，遭亚洲象袭击伤亡人数达124人，人象之争的矛盾日益凸显。

当地的妇女主任向志愿者展示象群出没的地方

陈轩扬认为，要解决人象冲突，首先要发展多产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因仇象产生的盗猎行为，这也是对亚洲象的变相保护。他计划组织村民改造自家民居，形成一定的旅游接待能力，引导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手作旅游商品，同时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协调，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包括修路、垃圾清理、公共设施修缮等。他也希望每个来到曼糯的游客，在感受傣族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能在绿色博物馆学习生态保护方面的知识，未来能够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作为这家绿色博物馆的顾问，陈永松也经常给予儿子一些指导建议，难免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陈轩扬始终对父亲心怀敬意，说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认为公益人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活着，想要实现美好的愿景，资金的扶持、团队的配合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2018年，陈轩扬拿到了阿拉善SEE 基金会创绿家项目的5万元资金，将用于西双版纳绿色博物馆的硬件建设和团队管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创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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